作者：康乐，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和昆虫学家； 李明，动物研究所综合事务部部长；戈峰 翻译，动物所研究员，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出处：Protein Cell, 2011, 2(2): 90-91

　　马世骏教授(1915—1991年) 是一位蜚声中外的生态学家。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他是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一生都在赶路、开路和引路。从研究昆虫到人类，从经典的实验科学到现代系统科学，从生态科学到环境科学，从人类到社会，马世骏先生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永不停歇地摸索了不同的新思路，开创了不同的新领域，发展了现代生态学。 

　　马世骏先生，山东省兖州人。生于1915年12月5日。于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先后在山东省和湖北省从事有关农业害虫的研究工作，开展了诸如烟草害虫控制水稻螟虫的控制等研究。1948年赴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攻读昆虫生态学，研究腐殖质层生物群落及气象因素对蜜蜂行为及其传粉的影响。1949年获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当年冬天受聘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并继续攻读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红松叶峰种群动态研究”。此外还参加了美国农业部组织的玉米螟生物学及防治研究，并被推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协会（Sigma XI）正式成员,授予金钥匙。195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借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第8届国际昆虫大会的机会，他告别了美国的师友，乘船到达荷兰。 会后，他访问了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法国、英国的著名生态学家和昆虫学家，并得到著名生态学家查理斯·埃尔顿博士（Dr. Charles Elton）和 蝗虫学家巴利斯·乌瓦洛夫博士（Dr. Boris P. Uvarov） 的指导。 

　　1952年，马世骏先生完成他的远途游学后回到了祖国，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之后成为了动物研究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筹建，并且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昆虫生态学实验室。他的第一项重大研究任务是中国东亚飞蝗灾害的治理。众所周知，蝗虫是中国历代重要害虫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害虫，易于造成农业大灾害。为了将蝗灾在中国能够得到彻底根除，马世骏先生不是简单地寻求更有效的杀虫剂，而是首先花费大量的时间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了不同区域的蝗区特征，从一村到一寨， 从高原到平原，从山川到河流，踏遍了广大的飞蝗发生地区。他带领同事们打破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虫思路，从湿地生态的系统调控着眼，运用“改治结合、根除蝗灾”的综合治理策略，不仅改善了化学农药的合理应用，还注重了蝗灾发生环境自身的调控。在他的组织下，来自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学、昆虫生理学以及昆虫毒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联合作战，共同探讨了蝗虫的种群动态、控制方法及其与栖息地环境因子的关系。经过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将我国的蝗灾降低到最低程度。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马世骏先生研究重心是害虫控制，包括飞蝗、粘虫、棉铃虫以及松毛虫等害虫控制。但是，他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来研究害虫生态控制问题，而是以他的远见卓识，利用新学科、新方法和新技术等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昆虫生态学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他和他的同事们学生们一起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生态学实验室创立了数学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地理生态学和经济生态学等研究组。 

　　其中，数学生态学组有丁岩钦、李典谟、兰仲雄和王如松先生；物理生态学组有陈宁生和侯无危先生；化学生态学组有陈德明和吴坤君先生；地理生态学组有陈永林、李鸿昌以及马先生本人；经济生态学组有盛承发先生。上述这些研究成员，都先后成为了中国害虫控制和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马世骏先生在学术上的超前意识不仅限于生态学，他在20世纪60年代还曾组织计算机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所有的这些研究在当时都属于崭新的前沿学科，极大地拓展了和引领了中国同辈生态学家的研究范畴。 

　　随着昆虫生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世骏先生逐渐认识到理解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重要性。因此，他将研究重心从昆虫生态学转移到生态系统生态学，而当时这个学科的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在20世纪70年代，他组织创建了中国生态学学会，推动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并且促进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在中国的实施。 

　　随着中国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各种环境问题日益涌现。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马世骏先生首当其冲的关注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也许是第一个非常担忧全球变化，环境污染以及核冬天的中国人，同时意识到需要急迫地联合从事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力量来面对环境问题的挑战。1978年他带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其研究主要内容涉及到土壤污染、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的重大生态和环境问题。此研究中心，之后成为了中国生态环境研究领域的最重要研究机构之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世骏先生注意到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解决环境危机不仅仅是需要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人们具备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60岁后，马世骏先生倾入了大量的心血宣传生态科学知识，以提高广大民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 他的足迹遍及全国。他同样利用他的生态科学理论影响了决策者，他的理论极大地促进发展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政策理论。 

　　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及积极的影响力，马世骏先生担任了许多国际生态环境组织协会或者专家委员会的主席或成员。1987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马世骏先生参加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与挪威首相Brundtland夫人等共同起草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的共同未来》，使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国对环境与发展的观点和立场。 

　　马世骏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1991年5月还先后参加了两次全国性的会议。其中，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他发表了“加强生物科学队伍建设刻不容缓”的见解，并发起组织了16位著名学者向大会提交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关于开展资源与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的建议”。继而就又专程赶赴河北省迁安县参加他参与主持的“全国生态农业林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并作了“生态县的内涵及发展趋势”的大会报告，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报告。遗憾的是，就在会后返回北京的途中，马世骏先生于1991年5月30日在河北省丰润县境内不幸因车祸罹难殉职。 

　　马世骏先生的离去是中国生态科学领域和环境科学领域巨大的损失。 他终其一生永不疲倦地思考和探索新领域，引领着中国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如果他没有因车祸而过早地离开我们 也许还将带领中国的生态学家和环境科学学家走入另一个全新的领域。 

诵读人：动物所 刘宣，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院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