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方扩散路线”相关的出土石制品。

　　早期现代人的起源、演化和扩散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团队与来自德国、美国的同行合作，在早期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这一问题上取得最新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分别发表于《科学通报》和《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多重证据表明，距今约5万~3万年间，早期现代人曾沿中亚、西伯利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等向东扩散。这一沿‘北方路线’的扩散晚于沿‘南方路线’扩散开始的时间（距今约12万~8万年间），表明早期现代人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扩散路线，扩散的机制和动因可能有所不同。”团队成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锋告诉《中国科学报》。

　　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 

　　针对早期现代人的扩散问题，学术界以往多关注沿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等地区扩散的“南方路线”，而对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的研究较少。

　　近些年来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发展、新的测年技术的应用、考古新材料的发现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

　　目前，早期现代人沿“南方路线”扩散到中国的考古学证据十分薄弱，而北方则发现了明确的具有“西方”特点的考古学遗存，预示了“北方扩散路线”的存在。

　　“‘北方扩散路线’的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且扩散过程中与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态，提醒学者在讨论我们的直接祖先——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时应该更加重视区域复杂性和基因交流的频发性。”高星团队表示。

　　石制品技术验证的多路线模式 

　　李锋指出，石制品技术是论证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的重要证据。因与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重叠、出土具有行为现代性特征的文化遗物（如装饰品）等，研究者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UP）的文化遗存与早期现代人相关。以往的研究基于东北亚不同区域石制品技术的笼统对比，提出了此类技术的扩散路线，但缺乏以人类行为决策为基础的详细技术对比。

　　针对此情况，高星、李锋团队对宁夏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石制品开展了详细的技术分析。宁夏水洞沟遗址群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群，在石叶技术的扩散、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人群互动和生态适应等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1963年出土石制品的技术研究将古人类的技术实践看作行为决策过程，研究人员通过对石核准备、台面修理和剥片面维护、剥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产阶段行为决策的分解与提取，重建古人类的技术知识体系。通过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北部地区相关IUP遗址石制品技术的对比，研究人员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区域技术特点，但总体上水洞沟第1地点的石制品技术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更为接近；相较而言，其与蒙古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差别较大。

　　目前已有的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此类遗存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出现的时间较早，在蒙古北部、外贝加尔地区和中国北方出现的时间大体相同，但晚于阿尔泰地区。

　　综合以上证据，高星团队提出东北亚地区IUP石叶技术的扩散是多路线模式，而非之前学者提出的单线扩散模式。此项研究从考古学角度揭示出早期现代人的“北方扩散路线”并非单一，而可能存在多条路线，表明早期现代人扩散的复杂性。

　　薄弱环节带来的新课题 

　　不过，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的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给研究者提出了诸多新课题。

　　李锋介绍说，目前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等发现的相关考古遗址较少，亟须系统调查以填补“北方扩散路线”上的空白；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较少，基础数据有待补充。“北方扩散路线”所在的区域地理环境多样（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现代人扩散过程中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早期现代人扩散中与古老类型人类基因交流频发，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在考古学材料中辨识等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目前，高星团队正在开展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一带一路”专项项目的研究，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史前考古学研究，补充此区域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基础数据，揭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史前人类交流和互动的历史，增强丝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scib.2020.06.02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34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