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宗刚 

出处：《生命世界》2006年09期

王文采，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植物系统学经过近百年的历程，已享有国际地位，这是因为在中国植物学家中，代代都有大师出现,正是在这些领袖人物的开创和指引之下，才有今日辉煌。胡先骕、陈焕墉等是第一代领军人物，创设研究机构、奠定学科基础、培养学术人才，并与国外同行相交流，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秦仁昌、郑万钧等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创设或修订分类系统，并得到国际植物学界的广泛认同和应用；王文采则可谓是第三代中的代表，在前贤成就之上，继续迈进，参与完成举世瞩目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主持应用广泛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在半个多世纪的潜心治学中，诸多学术成果的涌现，让王文采赢得国际声誉，得到学界广泛尊崇。今叩探其生平、综述其业绩，不仅是对王文采个人的纪念，更是为后学者传扬做人与治学的榜样。

　　身世与求学 

　　王文采，山东掖县人，1926年6月5日出生于山东济南。其父曾是一名富商，但由于用人不当，生意失意，损失甚巨，而服毒自尽，其时王文采年仅三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许多丧夫的母亲表现得特别伟大。她们含辛茹苦，守寡抚育自己的孩子，尽可能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盼望孩子学业有成，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而这样的孩子往往也聪明好学，懂事总早于同龄孩子，有些还智力超群，博得神童之誉。纵观他们成长过程，母亲的教诲占有极大作用。此类佳话，流传甚多，人们也乐于传颂。王文采也是如此,他说，在济南第十三小学读初小时，“了解到母亲维持家庭生计的艰难和对我的期望，知道用功读书”。 

　　不久抗战爆发，1938年日军占领济南，王文采时读四年级，学校已不能开课，为了孩子的学习，母亲变卖家产，举家搬迁至旧都北平（即今日之北京）。王文采在北平居住在北海后门的厂桥五福里，就近考取了厂桥小学，插班念五年级。两年后小学毕业，考上北平第四中学，其学址就在小学对面在此读完三年初中，经考试又读本校高中三年，直到1945年毕业。 

　　由于家庭困难，王文采决定报考师范大学，因为该校不要学费，还管吃管住。又向母亲承诺，不参加任何学习以外的活动。就这样进了师大，至于选择生物系，则纯属是一种随便的选择，没有特别的目的，又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也不是对生物学有特别的兴趣，王文采自谓是“糊里糊涂”。 

　　1945年，19岁的王文采步入北京师范大学。在考试时日本还未投降，入学时日本已经投降了。在大学学完普通生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等课程之后，进入三年级，王文采开始对植物分类学发生兴趣，引导者是植物学家林镕先生。林镕先生教学很有经验，而且擅长植物科学绘画，在讲课时，左手拿着有代表性的植物标本，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绘出科、属的重要形态特征，使学生容易了解和记忆，这引起了王文采对这门学科的初步兴趣。林镕是研究菊科的专家，年轻的王文采曾去过林先生的工作室，看到其研究文献，有许多本，都是自己手书，字迹工整。老师的治学精神，令他油然产生敬佩之情。当时采回的一些标本，还曾请林老予以鉴定定名。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标本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看到几张当时所绘的植物图，上面的说明文字有林镕修改的笔迹，此乃师生之间传道授业最好的纪念，王文采对此十分珍爱。 

　　胡先骕提携步入研究大门 

　　经过四年的努力，1949年8月王文采大学毕业，考得第一，被留校任助教。在师范大学生物系，王文采主要任三门课的助教，此外还担任外系的普通生物学的讲授。此时担任植物分类学的教授已不是林镕，而是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胡先骕是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在抗战之前，就已兼任师范大学植物分类学教授。抗战开始后，静生所被日军占领，他往内地。此时又重返北平，主持静生所的复员，因而又继续兼任师大教授。王文采曾偷偷地去听过胡先骕的课，只见他拿着讲义来回地念，王文采以为比起林镕的授课，有些逊色。 

　　担任胡先骕助教的王富全也毕业于师范大学，只是早王文采一年，其对植物分类学亦有造诣，王文采所采回的标本和所绘的植物图，也常持之请教，彼此甚熟稔。他对王文采研究植物分类学的兴趣甚为推许，便把王文采的情况告诉胡先骕。10月的某一天，王富全告诉王文采说，胡先生找他。王文采便去见胡先骕，一见面胡先骕就说：听说你对分类学有兴趣，我要编一部中国植物图鉴，请你来帮助我。王文采听后很高兴，因为可以去静生所看标本了。 

　　王文采编纂《植物图鉴》刚刚开展，就遇中国科学院成立，将所接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并组成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人员机构的变动，致使王文采的工作也告停止。 

　　不久，在胡先骕的推荐下，王文采调到植物所工作，从而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当时在中国尚未有专人研究紫草科，胡先骕嘱王文采研究紫草科，并借给一本由美国哈佛大学格雷标本馆资助出版的约翰斯顿所著的关于紫草科专著，此书至今还在王文采办公室的书架上，书上有胡先骕的藏书印章。王文采还从事茜草科研究，此类植物主要分布在热带，在温带只有三个属，但是很复杂，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侯宽绍先生就是研究此科，可惜逝世的较早。王文采承担此二项任务之后，才真正开始迈上分类学的道路。 

　　参与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受尽折磨，灵魂屡遭拷问，如此恶浊的人文环境，于王文采的性格本是格格不入。所幸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开展的运动中，大多没有彻底进行；王文采本人也因为年轻，没有历史问题，其家庭出身亦无大碍；还因为其生活经历，所形成其为人处世的方式，故在历次运动中，皆未受到直接冲击。对于学问的追寻，在举世昏昏之时，他却默默以求。所以只要有研究任务，他总是积极投入，且能承担，终有今日之成就。 

　　1952年思想改造之后，植物分类室主任是汪发缵，副主任是唐进。汪发缵有鉴于1936年贾祖璋所编《中国植物图鉴》已出版十多版，甚得读者欢迎，而其作者并不是植物学家，书中的问题不少，然而此类工具书的用途又十分广泛，因而提出编纂《中国主要植物图说》，选出5000种。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首先编辑禾本科和豆科，分类室其他工作全都停止，投入到此项工作中来。 

　　《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自1955年开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也很积极，首先出版了汪、唐合编的《豆科》、傅书遐的《蕨类植物》和耿以礼主编的《禾本科》三种。王文采在此项工作中，承担了豆科的黄华属、马胺树属、山蚂蝗属等属，山龙眼科和毛茛科的编写任务。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中，他发现了马胺树属一新种（华山马胺树），以及山龙眼属，毛茛科的翠雀属和铁线莲属的一些新种。后来整理出几篇论文，刊载于《植物分类学报》。 

　　野外采集 

　　纷繁的植物种类，大多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常人的足迹难以到达。故野外考察，采集植物标本是获得分类学研究材料的主要途径，而探明中国植物资源，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坚持不懈的工作。王文采在大学时代就已品尝到野外工作的乐趣，进入植物所后，为编写《河北植物志》，就在河北境内的一些山区采集。我国北方的植物种类远没有南方丰富。1953年，王文采参加植物所的广西调查队，前往广西西南部山地考察半年，主要是橡胶宜林和奎宁引种。第一次看到热带森林及我国南部丰富复杂的植物区系，王文采大开眼界，兴奋不已。1954年，汪发缵提出到江西考察，遂邀庐山植物园参加，王文采于春秋两季都在江西武功山山区度过。 

　　1956年5月植物所与苏联专家组成的植物考察队，赴云南大围山。此次考察准备充分，参加人员甚多，因为有三位苏联专家，担任保卫的解放军就有不少，还配有两名专做西餐的厨师。考察队在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搭建大本营帐篷，作长期考察的准备。但是进山仅十余日，就遇大雨，且久下不止，吴征镒只好下令撤退。下山之后，王文采目睹山洪暴发，泥石流冲走半边山，整个森林顿时消失，此番景象，令他感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1958年国家提出大跃进运动，中国科学院也积极响应，所属各研究所都有跃进目标。植物所提出普查全国野生植物，寻找有用的植物。王文采被派到云南。其时，昆明植物所已经成立，新的大楼也落成。此大楼是1955年苏联专家来时看见昆明工作站甚破落，而建议兴建。在西双版纳工作时王文采患上恶性疟疾，人无血色，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到昆明。在昆明的医院里，怎么治疗也不见起色，吃药都不管用。吴征镒遂召集昆明植物所的年轻人为王文采献血，最后选中4人，每人400毫升，共1600毫升，救治了王文采的性命。直到翌年一月，王文采才慢慢下地，重新练习走路。到三月份回北京时，人依然虚弱。 

　　以上所举，仅是王文采研究生涯中，考察行程中的几次。从中我们可悉，野外工作如同探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若没有热爱自然之热情，没有探索科学之精神，是难以承受这些生死考验。 

　　参与编写《中国植物志》 

　　1959年初王文采自云南患病回到北京，待其痊愈开始工作时，又遇以十年时间完成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新任务。由于此前参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研究了毛茛科，此时王文采也参与《中国植物志》毛茛科的编写。其时，主持该科的是南京中山植物园的老先生裴鉴。但是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需要突击出版几卷。不久傅书遐从武汉来北京，协助秦仁昌编纂《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蕨类植物，王文采也协助其事。之后，又派为协助郑万钧从事裸子植物。还是秦仁昌积累深厚，加上夜以继日地工作，其所承担的蕨类植物一卷即于当年的十一前夕出版。探明中国植物资源，编写《中国植物志》是中国几代植物学家的愿望，自从植物学本土化之日起，他们即致力于此。多年的期盼，延至1959年才开始落实，但整个工作进展缓慢。 

　　1964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陈焕镛赴北京亲为主编，但进展也不大，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整个编写工作陷于停滞，直到1973年才重新启动，当然真正恢复还是1977年文革结束，终至2005年才宣告完成。20世纪90年代初王文采出国访学，看到国外著名的研究机构所藏世界各地植物志，多是皇皇巨著，陈列在精制的书橱里，而植物资源丰富的中国，植物志却只有寥寥几册，见到如此情形，难免让人汗颜。近年王文采旧地重游，目睹《中国植物志》也显赫其中，毫不愧色，老人的心为之欣然。王文采所承担的毛茛科的乌头属、翠雀属、唐松草属、银莲花属等属的编写任务，1962年，发表了“中国毛莫科翠雀属的初步研究”一文，文中发现了翠雀属的原始群——短距翠雀花组，此组有4种，特产我国横断山区。该科最终也由王文采统其成，于1980年出版。在《中国植物志》的编写之中，王文采还与孔宪武合作完成《紫草科》，出版于1989年；1990年又出版《苦首苔科》等6科；与陈家瑞合作《荨麻科》，1995年出版。十多年后王先生回忆说：“能够几科同时并进，现在想起实在是胆子太大，因为这样容易出错。”之所以这样，实是因为在文革中，王文采始终没有放弃其研究，学术积累甚多，需要释放。 

　　主持《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植物图鉴是以一图一说的方式，描述一种植物，属基础性的工具书，其应用较为广泛，在基层工作中，藉此可以鉴定出植物的种类，明了其特性。例如中草药新药的发掘，若不懂分类学，每一种植物都拿去化验分析，费时费力，往往功效不大；若有分类学知识，可以举一反三，如某一种植物有药用价值，其近缘的类群中亦可能有药用价值，若懂得分类学,就容易找到好药。故此类分类学之图籍，自然为中国植物学家所重视。 

　　1965年初，植物所分类研究室为了解决全国植物鉴定问题，决定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一书，并抽调10位研究人员投人此项工作，由王文采负责。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整个国家遭受摧残，正常的植物研究不能幸免于外。迨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交恶，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之中，中草药又被重视，全国各地兴起编辑本地的中草药之类的图书。北京一家制药厂与植物所合作开展河北中草药的普查，江西也请植物所人员去南昌合作编写《江西中草药》，王文采皆参与其事。 

　　1970年，由于各地编写中草药，不能定名的标本甚多，源源不断地寄到植物所，请求帮助鉴定，引起植物所对《植物图鉴》的重新重视，故重新启动。许多在运动中被打倒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专家陆续返回，也安排在此项工作中，当时名之为“老中青三结合”，分类室的所有人员都投人进来，仍由王文采主持。全书共8册,1000余万字，自1972年开始出版第一卷，至1983年才出版完毕。《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记载了我国高等植物中常见的、有经济价值的和科学上有重要意义的绝大多数种类，近11000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一半），其中9082种配有黑白线条图。每种植物都有简要的形态描述，地理分布，生长环境和经济用途，并指出了与近缘种的区别。王文采作为第一主持人亦于1987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此为中国科学的最高奖项，可谓是实至名归。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出版原委甚为复杂，其体例亦多变，对此王文采不无感喟，曾说：“《图鉴》恰恰印证了陈焕镛先生所言，是不三不四的东西。”王文采本人自1965年至1975年，承担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荨麻科、山龙眼科、毛茛科、罂粟科、虎耳草科（部分）、牻牛儿苗科、葡萄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等十余科的编写工作。 

　　乐于退休 

　　在完成《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植物志》之际，王文采已届花甲之年。他并没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反而感到疲倦。退休之前王文采担任《植物分类学报》主编，1986年便向中国植物学会报告，要求在其1988年主编任期结束时，不再担任主编之职。王文采推卸的是一些学术职务，这些职务在旁人或者以为显赫，而在他看来却是烦渎，他钟情的是学术，而厌弃的是人事，能有超脱尘表之机会，自然选择超脱。我们说超脱，而不言逃避，因为王先生并不是放弃其分类学研究。他憧憬其退休后的生活是：没有下达的任务，只想就分类学的小问题，写写随纪之类的文章。每星期来所里二三次，随意得很，充分感受自由的愉悦。这是王先生的高明之处，不是流辈所能及。 

　　退休之后，王文采学术成就仍然不断，这只是随着过去的余势，按兴趣延续而已，不是刻意求之的结果。就是这种淡薄，更使他得到广泛尊敬。1993年某个星期二，上班一到办公室，洪德元就来告诉他，昨天所里开会决定推荐他为院士候选人。王文采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首先是皱眉头，以为将要付出不少时间开会之类，至于有多么大荣誉，我丝毫没有预知到。”洪德元便劝王文采千万不要推让，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研究所的荣誉。后来王文采果真被选上，他一再说：对我而言，虽说是个荣誉，却是一个精神负担。 

　　对于中国植物系统学研究将如何发展，王文采先生以其多年的研究所得及晚年所形成的世界眼光，为学科指引了方向。不仅如此，王文采先生还为后学做人与治学作出忠告，他说：“贤者有言，一个人到处分心，就一处也得不到美满的结果；这样的人若遇事不顺意，岂足为怪？就好比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当目标越接近，困难也就越增加，要把每一步骤看作目标，使它作为步骤而起作用。但愿每一个人都能从容地不断沿着既定的目标走完自己的路程。”老人的谆谆教诲，其实是其一生的总结，后学应奉为圭臬。 

诵读人：植物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贺超英（左） 助理工程师 孙斌（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