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仲礼，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出处：《纪念刘东生院士》，2009年

　　年初先生谢世时，我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未能在他弥留之际看上最后一眼，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痛感。在此之前，先生已转辗病榻一年有余，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却很少去看望他，惟恐他老人家化疗后抵抗力不足，我们把外面的病菌带给他。说实话，我们都没有最后的思想准备，先生尽管已九十高龄，但身体底子一直很好，国家在他罹病期间，又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坚信他会挺过这一关。及至他去世前几天，我到三零一医院看他，告别时，先生特地要我站在他床边合影，我当时心中着实一凛：难道先生已感到大限将至？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先生去世后，丧事办得简朴而匆忙，我自己呢，又是诸般杂务缠身，连停下来写点追思文字的时间都没有，只有对先生的思念与歉疚之情日甚一日。几次在梦中见到先生，醒来后，均记不得先生对我说了些什么，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的只是他那温文慈爱的眼神，每到此时，我都悲从中来，再难入眠，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痴痴地想：难道先生还有那么多割舍不下的事情吗？时至深秋，先生的一周年祭日将至，我不该偷懒了，应该写点纪念文字了。但我该写些什么呢？

　　我的导师刘东生先生是世界级的地质学家，是我们弟子心目中永恒的骄傲，我还是从这点说起吧。在我国近代史上，堪当世界级科学家之称的学者委实不多，或许我们是该好好地研究一下，是什么样的特质，使先生成为世界级科学家的，这至少对我们的后辈学人会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先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毕业后，他并没有马上进入学术机构，而是先到“战地服务团”工作了几年，为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做地勤保障工作。很多年之前，在我刚接触到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时，曾有过诸多不解：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优秀青年能坐下来安心念书，而不去打仗？1986年春，我陪先生跑野外，在川西某县城的招待所中，我向先生问起这个问题。记得先生回答我说，尽管当时日本人的军力很强，且来势汹汹，但他和他的老师、同学都坚信，日本人一定会失败，国家今后一定需要有知识的人才。所以他们即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还是用功读书，那时候的老师也真是用心做学问。至于他在抗战中的那段“军旅生活”，他只是很简单地同我说了说，并着重告诉我，当时西南联大学生中，参加抗战者很多，亦有很多人为国捐躯。后来，由于先生的缘故，我对西南联大的这段短暂历史比较感兴趣，也深深为当时老师、学生的爱国情怀所感动，更为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学界栋梁而惊叹。我猜想，在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中，一定深深地植进了某种精神，是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奋力前行，报效国家。尽管没人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但我坚信，先生一定是在这种精神的浸润下，养成他一辈子自强不息的浩然之气的。

　　抗战胜利后，先生来到南京，进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从事鱼类化石研究工作，指导他做研究的老师是杨钟健教授。杨先生是三秦才子，在古生物尤其是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研究领域蜚声世界，他指导先生做泥盆纪鱼类研究。听其他前辈讲过，杨先生非常严格，甚至对学生有些严厉，先生受到的良好学术训练一定是杨先生给的。我曾不止一次听过先生说起：一个人要做好学术研究，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个好老师，二是勤奋，三是外语要好。对照这三条，他认为他自己有一个好老师，勤奋呢？他认为自己尚可，至于外语，他自谦地认为只是学得马马虎虎。先生对杨钟健教授非常敬重，在我们面前说起杨先生时，都以“杨老夫子”称之。解放后，先生从事黄土研究时，也得到过李四光先生的指导，李先生也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导师，对李先生，他也以“李老夫子”称之。杨先生、李先生都是我国地学界的泰山北斗级人物，在学术造诣上出其右者，至今鲜见。受过这两位划时代大师的亲自指导，先生的学术底子可想而知。

　　使刘先生真正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是他的黄土研究和青藏高原研究。我们知道，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质单元，为我国所独有，也是全世界地球科学家非常向往的“圣地”。从某种程度上讲，先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无论是从事黄土研究，还是到青藏高原考察，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不是他自己的主观选择。解放后，先生到北京工作，当时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员很少，国家又是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因此每个工作人员都以满足国家的急需作为自己的首选课题。在那段时期，先生做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矿床地质等研究，也随队到野外做过大量的考察。及至50年代中，国家要上三门峡水电站项目，而在三门峡建大坝，势必会碰到泥沙淤积的难题，这就需要搞清楚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规律。当时，地质所所长侯德封侯老便代表组织，将这个任务给了刘先生，让他带领一批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开展黄土高原研究工作。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有点偶然的机会。领导青藏高原的科考工作，虽然也是当时科学院副院长竺老竺可桢点的将，倒也不能完全说是偶然，一则是刘先生完成黄土高原的面上考察工作后，出版了三本专著，给当时的学界泰斗竺老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二则是先生本人在黄土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心中不解的问题，需要将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研究结合起来，比如第四纪到底发生了多少次冰期–间冰期旋回，为什么中国北方在第四纪时会变得越来越干旱等等。先生那代人都一样，一辈子都听“组织”的话，真正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回过头来看，组织上也是眼光独到，给他选择了很好的研究方向。

　　先生开始做黄土研究前，从真正意义上讲，还没有谁系统地、科学地考察过黄土高原，一些中外科学家根据一些零星的野外观察材料，对黄土高原的成因提出过五花八门的假设，莫衷一是。从水土保持角度看，搞清楚黄土高原不同区域的地层、厚度、分布、沉积特征、水系展布、地貌条件、植被条件、黄土沉积基底等基本情况固然极为重要，但这还不够，如果不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黄土的成因，就难以将研究结果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具体实践。对这一点，先生在当时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为此，他组织了数十位刚走出校门、激情满怀的大学生，分成十个小组，对穿越黄土高原的十条大断面进行详细考察。当时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这十个小组的成员在考察中，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驮行李的毛驴，他们基本上靠两条腿走路，并且吃、住都是就地解决。这十条大断面的野外考察工作完成后，先生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这为日后他们论证黄土的风成成因，编制黄土分布图，提出水土保持方案等重大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及我从事黄土研究，并对黄土的研究历史略有所窥以后，我就一直认为，先生在五十年代组织的黄土高原十条大断面考察是黄土研究历史上最为豪迈、最为艰苦、也是组织得最为精当的一次科学活动。后来，我从事科研管理工作，一碰到某个复杂或者难以深入的区域性地质问题时，总会想起刘先生当年的十条大断面考察，就会不由自主地说出：我们没有深入进去，那是基础地质工作做得不够之故。有时，我也会讲讲刘先生他们当年的豪迈之举，希望听者能略有所悟，能下苦功夫，把野外基础工作做扎实。刘先生那么重视野外工作，那样地视辛劳为乐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认为地质学家就需要对一些传统文人的“做派”来个“背叛”。他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场合讲起：当年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到中国考察后回国，写了几大本著作，名为《黄土的子孙》，李氏在书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显得风流儒雅，如果说，中国人若干年后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会有进步的话，那么，以野外工作为基础的地质学研究则很难发展。李氏的“预言”当然没有应验，因为从我国最早一代地质学家起，如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等均是两脚踏遍祖国山山水水的楷模。刘先生是想将李氏的那段话作为“警示”一代代传下去的，他本人即便在八十高龄的情况下，还到南极、西藏、南海等地考察，照样同年轻的同事一起出野外。他的不畏艰苦、不辞辛劳的品质不正是他取得成功的保证吗？

　　当然，先生超强的组织能力，吸引一代又一代年轻学人追随其左右的个人魅力，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这些又是以他博大精深的知识学问、独到敏锐的学术眼光、虚怀若谷的处事态度为基础的。中国黄土研究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重点转到全球变化方面，为此，先生适时作了新的研究部署。他首先在洛川剖面系统采集了古地磁样品，亲自到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大学古地磁实验室作了年代测定，证明了中国黄土从第四纪初即开始堆积。然后，他系统地布置了地层学、土壤学、孢粉学、沉积学、地球化学、蜗牛及其他化石等项研究任务，由他的学生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围绕区域气候变化重建及其同深海记录对比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后，他又马上部署东亚地区区域气候变化同全球变化动力学联系这一新的主题，并同时为新入门的弟子布置湖泊、石笋、珊瑚、甚至考古和史前文明等研究方向，试图从不同时间尺度和不同研究材料来攻克这一难题。在这个时期，刘先生亲自动手做的研究不是太多，他主要是做领导、指导、组织等工作。这个时期，他的心情很愉快，身体也很好，尽管已到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铄、精力充沛，又显得雄心勃勃。记得我从82年入归先生门下起，我们师兄弟在背后一直称他为“老头”，当时的“老头”烟瘾大、爱说话、常出国，显得不知疲倦，我们常常笑称“老头”身体好是因为喜欢“口腔运动”。我那时尽管年轻，但已养成爱抽烟的恶习，记得常常在“老头”的办公室“对抽”，两个人，一包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没完没了地聊，也不用喝水，一包烟抽完了，也该下班了。同先生单独坐在一起穷聊，是我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在先生面前，你可以肆无忌惮，对话、错话、狂话一块说，他都喜欢听。有时你话说得实在不像话了，他也只是笑笑，用略带不好意思的表情，对你说：那我们也不能这样说。

　　先生之所以喜欢聊，喜欢参加学术会议，喜欢外国同行来京就请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大脑一直在高速转动，一直在渴求新知，他确实对新的事物一直保持兴趣，甚至有点童心未泯的意味。记得1988年春天，北京下沙尘暴，先生马上在地质所楼顶布置接收粉尘，接到粉尘样品后，他又召集我们开会，请大家共同出主意，如何来研究这些粉尘样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方案已定下来后，还不断地问与会的每个人，还有什么需做的，唯恐漏掉任何有价值的想法。他不会由于在座的都是他的学生，一上来就布置任务，而是先充分听听大家的意见，再完善他自己的最初想法，然后才布置任务。他这种谦虚的态度是一贯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一种“遗传密码”，根植于他所受教育的文化之中。说实话，他的这种求知若渴的习惯平常人是很难达到的。1986年春天，我陪先生到川西考察，那天在成都到马尔康的客车上，同先生并排而座的是一位高中生，他从成都返回川西。开车没多久，先生同这位高中生就谈得火热，他不断地向那孩子提出问题，家里的情况，社会上的情况，学校的情况，当地生态的情况，野生动物的情况，他什么事都感兴趣，车开了两天，他们俩谈了两天，临分别时，先生还握着那孩子的手，说谢谢他让他学到那么多东西。

　　先生对知识的渴求，源于他对科学的热爱，源于他对自己的永不满足，更源于他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本性。先生前后带了几十个研究生，每个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都不重样，这固然同中国古气候、古环境的问题非常多，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深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先生的兴趣面太广了，他需要不断地有新的学生，同他一起去探索新问题。当然对学生个人的兴趣，他更是采取鼓励的态度，你只要同他谈自己有什么想法，想做些什么，他一定会先肯定你的想法，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后才会同你谈谈他自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遇见他直截了当地否定某个学生的想法。我是1982年到先生处做研究生的，在硕士阶段，先生根据我地化专业毕业的特点，叫我做水文地球化学，探讨黄土与沙漠过渡带浅层地下水中氟含量过高导致当地居民氟中毒的问题；到了博士阶段，先生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想做黄土研究，先生很高兴，给我定了个题目，做温暖期黄土高原古环境空间特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做了一段时间后，告诉先生，我想做黄土沉积的土壤地层学工作，我当时的想法是只有将土壤地层学搞清楚了，才有可能完整地恢复第四纪气候旋回问题，对此先生完全尊重我的兴趣，并对我作了很多关键的指导。记得有一次，他做了认真准备，用多媒体跟我们做了个报告，其中心的想法是鼓励创新，先生的说法非常简单，要创新就必须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为此，他送给我们两句话，别人做过的事不做，别人正在做的事不做。在这个报告中，他举了历史上的很多例子，来说明创新无非是去发现新的问题，并设法解决之。我觉得这段话，也是先生本人的经验之谈，更是他一辈子践行创新的总结。先生到了晚年，看的书越来越杂，面也越来越广，文史哲政经法，均有猎涉，这个时期他写了不少“闲文”，充满哲理，一些纪念性文章，则显得诚挚感性，让人读后难忘。前几年在青藏高原研究所组织的一次学术年会上，先生写了个发言稿，题目是《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后现代”一词，在社会科学界用得很多，我还真不知道自然科学研究者中谁率先用过此词，或许先生是第一位。从这个小小的题目即可看出，先生对生活永远保持着活泼的新鲜感。

　　先生还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人。他为人谦和低调，对人尊重有礼，这样的性格当然很容易博得别人的喜欢。在国内地学同行中，他人缘很好，从没听说过他这辈子同谁闹过矛盾，更没听说他对谁使过绊子。据说“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他照样呼呼大睡，他的一些年轻同事和学生还偷偷地把红烧肉送进去给他吃。在国际上，他也交了一大堆朋友。1982年，我国加入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先生即被选为副主席，他后来当主席、前主席，在执委会上一口气干了17年，成为在该组织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以他的学识、才干、为人赢得了国外同行的普遍尊重，许多同行都成为他终身好友。记得有一段时期，他的那些朋友来中国时，先生都喜欢叫我们陪着，到北海仿膳去吃宫廷菜，有时还免不了跟他们讲讲慈禧太后的轶事。先生的一些国外老朋友，如美国的George Kukla，加拿大的Nat Rutter，英国的Edward Derbyshire，澳大利亚的Bowler，后来都成为他几代学生的好朋友，他们本人也以成为“中国人的朋友”而自豪。应该说，先生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为我国青年第四纪研究人才的成长，为我国第四纪学科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知内情的人会以为，刘东生先生这辈子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定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其实恰恰相反，他的科研道路是曲折的，科研条件则更为一般。“文革”之前，他有一段称心的工作时期，带领他的年轻同事完成黄土高原的大规模考察工作，并完成三本赖以成名的专著。“文革”风暴一起，他即受到冲击，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关进牛棚。他的黄土基础性研究工作也即告停止，转而去做黄土区及整个中国北方的地方病调查工作，七十年代则开始做环境研究工作。那个时期，他已随中国科学院地化所的同志来到贵阳，脱离了地质所的工作环境，原来的队伍亦散了。“文革”结束后几年，他调回地质所，当时已是“科学的春天”，但先生面临重建队伍的难题。我从82年大学毕业起，一直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我记得我们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当时在地质所叫做第12室，叨陪末座。整个研究室在办公大楼中一开始只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为先生办公用，据说得到这一间办公室还颇为不易。当时尹赞勋院士见先生到京后，无处办公，心中不忍，提出他自己老了，可以将办公室让给刘东生，因为他还年轻，还能做工作。此时，有关部门费了好大劲，才腾出这一间。确实，当时的地质所条件不好，老师、学生、行政、后勤都有很多人在简易房、临时用房中办公，而实验室条件，更无从提起，只能做一些较为常规的分析，并且数据国际上还不一定认可。对先生来说，可以说是六十岁以后开始“二次创业”，一切都重新做起。

　　及至1986年，先生觉察到需加强队伍建设步伐，便在我们大师兄安芷生教授的辅佐下，在西安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一开始，黄土室的条件亦非常差，整个室在西安分院招待所占了一层楼，实验室、办公室都很狭窄，但以年轻同志为主的黄土室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先生身上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是具有战斗力，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将黄土室建设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且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每次在实验室评估中，都位列前茅。现在黄土室已升格成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了。2006年，地环所二十周年所庆时，我作为当时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所长，有幸被安芷生院士邀请代表兄弟单位致辞，记得我在回顾地质所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同志，当年在刘先生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图谋发展时，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这个比喻虽不确切，但也说明几分问题。确实，先生一辈子并没有获得过多少科研经费，他有限的经费主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尽管他组织过几次“大项目”，但一大群人一分，留给他自己的经费就寥寥无几了。

　　说到这里，我得简单地说说我师母对先生的无私奉献。我师母胡长康先生是一位知名古生物学家，南方人，为人温婉细腻，又不失果断坚毅，她比先生小十几岁，先生结婚时，他已近四十，当时他俩算是老夫少妻了。我们同师母都很熟悉，比我大一辈的学生中，大部分叫她胡大姐，我们则以师母或胡老师称之。结婚以来，师母为支持先生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她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工作，养儿育女，缝补浆洗，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家庭妇女一样。所以说，先生的辉煌成就背后，同我师母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对此，不知先生以为然否？2002年，先生同美国的古气候、古海洋学家Wallace Broecker教授一起，荣获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大会在南加州大学举行，我当时作为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亦被邀请去参加颁奖晚会。我对那天二位获奖人的答谢词留下深刻印象，Broecker教授一似他平日的幽默，一上来先感谢他的夫人，说他夫人是模范饲养员，给他每天提供很好的食物，使他身体很好，然后感谢他的一群学生，说是他们不断地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促使他不断地思考，修正自己的观点。接下来他才开始感谢他所在的学校、他的同事等等。刘先生呢，先是从感谢杨钟键、李四光等老师开始，然后感谢如候德封这样的前辈、同事、领导，然后感谢中国科学院、科学院地质所，再感谢一切帮助过他，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行、学生，最后才感谢我师母。这确实是典型的东方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别。我同先生聊过很多天，确实很少聊及家庭。不过，我坚信，先生一定会从心底里承认，是师母给他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才使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2006年，Jim Bowler从澳大利亚给先生来信，大意是他认为西方文明已将走进死胡同，再难以支撑其发展了。这位忧心忡忡的老地质学家认为，只有在东方的古老文明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一趟，不再谈第四纪地质，而是要和先生一起谈谈文明的前途问题。先生当时将Jim的信给我看，我当时笑笑，说此题目太大了，请他来吧，我们招待他。后来，Jim到北京住了一星期，二位白头发老朋友天天聚在一起聊天，我当时并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直到去年夏天在澳洲开会时，Jim送给我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他对刘先生的访谈录，匆忙中我大致浏览了一遍。里面有很大篇幅由先生谈他儿时的情况，我从那访谈录中得知，先生少时在沈阳读书，曾亲眼目睹了多起日本军人、浪人欺负中国平民的事件，张作霖将军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炸死时，先生的父亲时任皇姑屯火车站的站长，先生亦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后来他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再在战火中随西南联大流亡到云南，他从小感受到的，是祖国的积贫积弱，落后无助，因此他立志要为国家的振兴努力读书，努力做事。刚到西南联大，先生学的是机械系，一年后，他转到地质系，认为国家的发展需要资源，需要矿业，学地质更有条件报效国家。自此以后，先生一路走来，终成一代宗师。

　　显然，先生奋斗一生，其真正的动力是对祖国深深的爱。

诵读人：何京，中科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北京分院）党群办业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