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应崇福，著名物理学家、超声学研究奠基人、声学领域著名教育家，中国声学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创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出处：《应崇福院士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1945年抗战胜利，我从华中迂回武昌，在武昌继续教书，直到1948年，我靠华中大学对教足年份的本校毕业生所提供的路费补贴，和美国布朗大学提供的助学金，去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全A的成绩3年后完成学业。本买好了8月的船票，却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禁止出境。学校研究生院的职工帮我在学校应用数学系的金属研究室找到临时工作，就是这个临时工作让我与超声学结上了半辈子的情缘。

　　工作的金属研究室是应用数学系Truell教授开辟不久的超声学研究机构。同物理系的超声工作有别，Truell教授开创了自己的两个研究新方向，一是发展高频率，从几兆到十几兆乃至几十兆，当时是绝对领先的；二是把固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室逐渐发展，后来成为国际上颇具特色的超声研究单位。我是在其创建不久参加进去的。事前在物理系没有念声学，现在倒要做超声学研究。刚进去时的处境是，有国难回，有家难归，不过随后几年还是做出了成绩，是我丰产的年代之一。

　　1955年年底我回到祖国，1956年来到北京，当年三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当时的应用物理所工作，从而变成了北京人。在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超声学，我没有适当的工作条件。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在诸学科中有声学。马大猷先生是主要参与人，邀请我参加。随后筹备电子学研究所，声学规划落实在电子所内，马先生和我各自带两个年轻人转到电子所，组成声学的研究部门。是这样开始了多少年和大家一起的跌打滚爬。

　　回国转眼近45年，一直没有离开过超声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粗线条来说，45年中，工作上有过三次大起大落。

　　在美国时我做的是窄狭范围的基础研究。回国参加科学规划并目睹国内情况后，感到超声学有一定用途，而国内几乎是空白，于是放下了自己熟悉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探索，和同事们一起，一方面研制超声学的基本设备，一方面进行应用和宣传。1959年在武昌召开了一次中国科学院的全院超声学会议。院外的许多工厂和学校便提出异议，说我们不该搞封闭。于是1960年在上海又召开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超声学会议。

　　全国超声学会议是成功的，但是闯出了乱子，在国内有些地区可以说是煽起了超声“潮”。这种对自身估计过高的行动显然不可能持久，而且物极必反的结果反过来损坏了超声学的声誉。至于我自己呢，由于在涨“潮”时表示不赞同，受到一定的冲击。外界有人说我当时红得发紫，实际上我在靠边站。幸亏“潮”来时间不算很长，不过“潮”过后实验室已是满目疮痍。随后我曾作过一些努力，力图让超声学得到应有的、如实的评价，在这过程中得到了上级有力支持。是黄金总会闪光，超声学的一些主要应用，像超声诊断、超声探伤、超声处理等等，仍然得到了发展。

　　第二次大起大落是比较一般的。超声“潮”降落后，从1961年末开始，我和我们的研究室受命承担几项国家任务，以超声检测为“两弹一星”服务。工作还算顺利，大部分任务通过鉴定，认可为完成。却遇上“文化大革命”，个别工作受到影响。我自己则是大字报从住楼对墙贴起，沿楼梯一路铺到居室门上，随后便是住牛棚，一般性的“特殊”待遇：要吃早饭吗，先在雪中列队低头站上一刻钟请罪。风波总算过去了，但我失去了亲人，这是无法弥补的。岁月一晃十年，那也是无法逆转的。

　　排除了四人帮，全所人员欢呼雀跃地参加了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回来赶紧重新组织力量，重新考虑了研究方向。经过深思，我和同事们选择了基础研究，做了两项系统性工作，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就，获得几项科学院的奖章和国家奖，在国外也得到认可，同时又培养一批青年人才。20世纪8O年代是我和几位同事比较愉快和有收获的年代，这个时期的经历也许可以算是大起中的第三次吧。

　　进入20世纪90年代，科研环境起了变化。这变化一步步延拓到今天。我个人的感觉是：变化影响了我们这部分研究的安定。应当说，几年来国内科技有巨大进展，特别是信息领域的科技及其产业化。我住在中关村闹市，亲身体会到了奔腾的巨浪。但是，我仍然认为，是否在同时或多或少地抑制一些学科及其基础研究？在科研领域，是否可以多做一些对国内情况的深入调查、和认真公开的总结评价？是否可以多实施一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科学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学科的作用、基础研究的性质、个人作用外的集体作用、突变和继承的关系，是否可以要求多了解些？这里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场所，我自己也要在透明度不足的情况下多思考，所以不多谈了。我只是就自己的生命过程，提出一点感受，即90年代对超声学研究来说，却是第三次的大落年，不是急落，而是阶梯式的落，但总的落差不小。有人说该落，该不安定，我不敢苟同；研究人员应当，十分应当，正确改革，但为的是不落。

　　目前，包括我在内的少数人在逆流中苦游。不过显然，当第四次“大起”，我可能没有机会参与了。

　　八十载是漫长的岁月，是极端多事的岁月。1927年作为一个9岁小孩在武汉街头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1939年桂林日寇轰炸后的满城大火；1954年在美国缅因州的驱车独游；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科大兼课，几乎每次都要备课到清晨时的鸡叫。眼前，窗外受洋文大广告牌阻挡了几年，近年因牌被拆而重现的黝黑西山。一件件的生离死别，一次次的跌宕起伏。这些，除眼前的外，已尽是往日云烟。

　　我常想，人体真是个绝妙的机器。机器的每个部件，一工作就是几十年（在我的情况是80年），在这几十年里，不少部件从不敢休息，像心脏，它不能说请个假去打半分钟的盹，人们真应该感谢这些部件的敬业精神，但显然也要明白，如果有一天有一两部件不得已告退，那也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大意外。另一方面，蜡烛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点完之前，它还可以点燃发光，有时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蜡油，只要烛芯还能站直，这个形态已变的蜡烛还可以点上一分半分钟的。那么，何必不点呢？

　　诵读人：曹政 声学研究所 支部青年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