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现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他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和教学科研工作，专长为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其他呼吸道病，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SARS）和新冠病毒肺炎的领军人物。 

　　出处：《南风窗》杂志，2003年6月出版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父亲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儿科专家。记得我刚满13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的前夕，当时任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的父亲，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南京卫生署让他携医院巨款撤去台湾的胁迫，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父亲热爱祖国，醉心于医疗事业。50年代，国家还很贫穷，科研条件更是有限，父亲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小白鼠做实验，我们家也成了他的实验室。“文革”时，他被“靠边站”，还是痴心于他的研究，总结自己行医数十年的经验。写成了40万字的专著：《儿科诊断和鉴别诊断》。这本书曾先后再版了六次。1987年父亲去世。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常与我探讨病毒与磁场的关系。父亲常说：“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父亲的教诲我一直铭刻于心。 

　　我的中学时光是在华南师大附中度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变得很小。”他的话很朴实，却蕴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拿这些话来激励自己。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1955年我考入了北京医学院。我酷爱体育运动，在读书期间经常参加田径比赛，成绩不错。1958年，因我体育成绩突出，被抽调到北京市集训队训练，准备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在全运会上我奋力拼搏，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跨栏的全国纪录。这也许是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最光辉的一笔吧。正是由于注意锻炼身体，为以后完成繁重的医疗科研任务打好了身体基础。到现在我还坚持体育锻炼，每个星期都要同我的研究生打一场篮球。 

　　1960年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北医。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我干过很多工作：先是当辅导员，后到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再后来到过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还干过一年多的文艺宣传队。 

　　1971年我调回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当时是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起初，我很想当胸外科医生。医院的老医生却说：“钟南山已经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结果我被安排到了医院急诊室。因毕业后没搞过临床，在一次出诊时将一名有结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误诊为“结核性咳血”，差点误了事。此事对我刺激很大。从此我刻苦钻研技术，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在八个月时间内，我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体重也掉了整整12公斤，但我很快胜任了临床工作。 

　　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群防群治的号召，1972年，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从此开始了对呼吸疾病的系统研究。当时医院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个空白，我们从痰样分析开始搞起。防治小组连一台像样的呼吸机都没有，对于危重的肺病人，我们小组的同志就用轮流手捏皮球呼吸机的办法，抢救了一个又一个“呼衰”病人，抢救成功率达80%。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小组的同志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呼吸疾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作为广东省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我们小组根据慢支炎病人痰液的特点进行了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治研究，获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1979年我们在原慢支炎防治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呼吸疾病研究所。当时地方不够，我们就在天台上搭了个棚子，做起了实验。 

　　也就是这一年，我抱着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强烈愿望，通过了国家外派学者资格的考试，获得赴英国为期两年的进修机会。 

　　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搞改革，百废待兴，经济还不宽裕。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是乘火车去英国的。记得出发那天，正好是我43岁的生日。人生苦短，我们这一代人被文革浪费了不少时光。我渴望早日到这目的地，投入学习、工作。经过九天的长途跋涉，列车穿越苏联、波兰、德国、荷兰等国，终于在1979年10月28日到达伦敦。可是，按照英国的法律，中国医生的资格在这里不被承认，因而不能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我的导师佛兰里教授甚至说：“你在这里只能呆八个月，以后你要自己联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这无疑是给我兴奋的心情浇了瓢冷水。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 

　　我先是从自己身上先后共抽了600毫升血，做了近30次试验，将呼吸实验室里的一台闲置了大半年的血液气体张力平衡仪修好。接着就开始搞“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课题。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我连续吸入一氧化碳并多次抽血测定浓度。当一氧化碳的浓度达15%时，我感到头昏脑胀。有同事说：“停止吧！”我坚决要求继续吸入，直至血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这相当于一个人连续抽60多支香烟。我的实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不但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的一个演算公式，还发现了他的推导的不完整性。那天，弗兰里教授一下将我抱住，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证实了我多年的设想，祝贺你有新的发现。”他又问我：“你打算在这里干多久？”“你不是说只能呆八个月吗？”我说。“不！你愿意在这里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弗兰里教授非常肯定地答道。 

　　在英国的两年间，我与英国同行合作，先后取得了六项科研成果。1981年我要回国时，弗兰里热情洋溢地致信我国驻英使馆。他写到：“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我那天晚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 

诵读人：国家天文台 周思彤，编辑部行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