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1894—1968） 

　　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曾两度留学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 

　　他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并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 

　　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静生所）在北平成立之时，中国生物学才刚刚起步。可以说，静生所见证了我国生物学科历史从无到有的过程。 

　　1928年，静生所成立时人员合影（前排右二为胡先骕） 

　　静生所的“静生”二字，取自中国生物学早期赞助人范静生（范源廉）的字。但与该所颇有渊源的除了范静生，还有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植物学界老祖宗”的植物学家胡先骕。 

　　如此赞誉可谓实至名归，胡先骕与国内生物学、植物学的多个“第一”有关：创建了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生物学教材，开创了中国植物学教育事业…… 

　　如今，我国的生物学正蓬勃发展，胡先骕当年播撒在祖国大地的那一粒粒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扎根草木 

　　 胡先骕出身于官宦之家。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他自小就显露出文学天赋，4岁启蒙，5岁课对，7岁便可作诗。家人也早早为他计划了一条科举进学之路。奈何，胡先骕9岁那年家道中落，后又逢科举制被废。但也由此，胡先骕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但胡先骕对彼时的科学教育十分不满，并曾在《植物学教学法》中回忆道：“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皆由一老师讲授；于物理认为永动可能，于植物则谓有食人树；于动物则教学生以人面兽身之海和尚，以耳为目，恬不知耻。” 

　　15岁，胡先骕入京师大学堂，但因辛亥革命，学堂停办。出于对知识的渴望，胡先骕毅然报名参加江西省公款留学考试。1913年，胡先骕漂洋过海，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专业。之后，他转入植物学系。 

　　个中原因，或许可以从胡先骕致胡适的书札中寻到端倪：“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唯农林山泽之学是讲也。” 

　　也是在那一年，胡先骕作《书感》一诗，抒发他的志向，其中两句为：“二十不得志，翻然逃海滨。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留学期间，胡先骕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并渴望将科学传入国内，遂与同窗任鸿隽、周仁、杨杏佛、秉志、赵元任等人发起了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那时，胡先骕就已经在上面发表过《植物古今证》《细菌鉴别法》等论文。 

　　开枝散叶 

　　1916年，胡先骕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受聘为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植物学教授。基于国内当时的状况和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决定先为学生编一本合适的教材。于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学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问世。 

　　他们在书中一改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例，例如，将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融为一体；分类则根据进化的进程，由简单低等类群逐渐到高等复杂类群。同时，胡先骕还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修养，改正了引用不当的日文术语，例如“藓苔植物”更名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这些更改沿用至今。 

　　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东南大学后，胡先骕聘请国内有识之士前来教学，创立了国立大学首个生物系，并出任主任。 

　　苦于校内研究工作难以推广，又感于科学发展不能只依靠教学，因此，胡先骕与秉志于1922年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下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与胡先骕负责。 

　　胡先骕等人又于1925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以加强学术交流。 

　　自成立以来，许多国内现代著名生物学家在生物研究所接受过研究工作训练，并开始了他们的生物研究工作。1935年，蔡元培曾如此评价生物研究所，“现在国内研究生物的学者，十有八九与该所有渊源”。因此，生物研究所被誉为“中国生物学家的摇篮”。除了研究工作，生物研究所还开始进行科普工作。首先下设陈列馆，展陈大量采集的动植物标本以供参观；1935年又增设推广部，旨在向社会公众普及生物学知识，推广生物学成果。 

　　在美国时，胡先骕就一直惦记着要“摸清家底”，原因是祖国植物资源之丰富，自16世纪起就不断吸引外国专家前来采集，但采集的标本都被运回他们的国家，供研究之用。“胡先骕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自己国家的植物却由外国人研究。”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说。 

　　于是，胡先骕一边呼吁设立植物学科的大学必须以采集植物为己任，一边着手进行植物采集的相关工作。1919年，他与邹秉文商酌，大举采集四川与云南两省的植物。 

　　1920年，因云南与四川社会治安不靖，胡先骕等人转赴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进行采集，相继采得大量植物标本。“胡先骕是在江西境内进行植物科考的第一人，也是继钟观光之后，国内大举采集植物的第二人。”胡宗刚总结道。胡先骕以此为基础，先后发表《浙江植物名录》《江西菌类采集杂记》《东南诸省森林植物之特点》等一系列论文。 

　　3年后，胡先骕决定再次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并用两年成功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 

　　1925年，胡先骕学成归来，并开始与范静生等人筹备静生所。该所于1928年正式成立。1934年，他又创建中国第一座大型亚高山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促成了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的合作项目，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就是今天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实际上是“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庐山植物园成立合影（前排左一为胡先骕）

　　胡先骕的一生，共出版了20多部专著，发表植物学论文多达140多篇；发现了1个新科、6个新属和100多个新种。截至1948年，静生所已收藏的标本就达20余万号，该所专家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并出版《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先骕参与创建的机构由中国科学院接管，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一起合组为植物分类研究所或工作站，即今日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庐山植物园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我最近确认的是，中国林业科学院下属的木材工业研究所，也由静生所发展过来。”胡宗刚说，“所以，谈到国内植物学奠基人，仅以创建机构来说，胡先骕的功绩远远大于其他人。” 

　　参天大树 

　　除了成立科研机构、搭建国内高校生物学体系外，胡先骕的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止脚步。 

　　1946年10月，胡先骕收到了友人寄来的一些“奇异大树”的枝叶、球花和幼球果的标本。他根据标本反复研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根据化石发现的水杉属植物形态相同，应为同一属植物。在与门生郑万钧共同研究后，胡先骕将这种植物命名为“水杉”。 

　　而在此前，植物学界普遍认为水杉是一种早已灭绝的物种。所以，胡先骕发现水杉并将其正式命名，引起了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被科学界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 

　　为了向全世界介绍这一中国珍奇树种，1948年，在胡先骕的主持下，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并被大面积种植。曾经像大熊猫一样世界罕见的珍稀植物水杉，先后被引种到50多个国家、170多个地区。为中国“园林之母”再添一种，胡先骕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水杉之父”。1961年，胡先骕还专门写了一首《水杉歌》。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胡先骕在晚年曾遭到不公的待遇和批判，其功绩也曾被掩盖，但历史是公正的，胡先骕所作的贡献终究不会被埋没、遗忘，正如胡宗刚在《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开头写到的，“无论以哪一个时代的标准，胡先骕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如今，庐山森林植物园的水杉高大耸立，与庐山森林植物一起铭记着那个应该永远铭记的名字； 

　　中国生物学与植物学的后人也永远铭记，胡先骕曾如何将两门学科在荒芜中创立，让它们枝繁叶茂。 

1928年，康奈尔大学尼丹携家人访华与秉志、胡先骕（后排左一）等人合影

胡先骕雕像

　　记者手记 

　　第一次听到胡先骕的名字是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宪春的一次演讲中。作为一名植物学分类学家，他讲述了胡先骕如何建立我国植物分类学科，并一再强调生物学分类的重要性。那一次演讲也让我对分类学的科学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此次再写胡先骕，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以及向东南大学、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询问资料的过程中，我对于植物分类学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对胡先骕其人对我国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分类学的贡献充满崇敬之情。 

　　在那个硝烟弥漫而又一穷二白的年代，胡先骕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不计报酬，坚守研究阵地，为我国的生物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从《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作者胡宗刚的描述中，我似乎穿越时空看到了一辈又一辈的生物科学工作者，用他们的脚丈量着祖国大地，亲手将偏远地区的生物标本带回，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对境内植物的了解，也成就了生物学分子领域研究的今天。 

　　直至今天，分类学依然重要，但却因研究人员无论文可发、无职称可评的尴尬境况而日渐萎缩。面临惨淡的现状，有人依然在坚守。此次采访中，我本想再次联系张宪春，却得知他正在野外采集标本，而他的假期几乎都与此有关，他的生活更是充满着采集过程中的艰辛与收获。 

　　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节点，回望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为科技贡献力量的人，更不应该忽略每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科学研究本身并无轻重之分，那些执着于科学精神的追求，不谋名利、只为国家更强大的科学家，更值得被人尊敬，被历史铭记。 

诵读人：植物所 副所长 杨秀红（左），工程师 徐超（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