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智慧之书：482条令人终身受益的院士箴言》，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智慧之书》的学习体会。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从2011年起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的院士文库项目。在收集整理院士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院士的一些重要观点，往往是通过文字不多但寓意深刻的一两句话来体现的。如果将这些话汇集成册，一定会对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科技工作者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引导作用。这是我们编这本书的初衷。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爱国，我们看科学家是怎么讲爱国的。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党中央决定自立更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因此需要调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投身核武器研制。1960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找到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问他可否放弃原来的研究，全身心从事核武器研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

　　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当年53岁，由于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等工作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投身核武器研制后，他 便在学术界消失了。

　　再看另一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上世纪90年代有记者采访彭桓武，说当年您在英国学习、工作、生活条件都那么好，后来回国了，请您谈谈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回国？彭桓武没有按照“祖国是母亲”这样的思路去展开，而是直接了当地说道：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这就是科学家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科学家的担当。

　　林学家梁希，在上世纪50年代说过一段话，我们看其中是不是就蕴含着今天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梁希院士说：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

　　很多人看到这段话都说想不到科学家的语言这么富有诗情画意！。

　　再看植物学家陈焕镛的一段话：

　　假如自己的标本完备，那么何须假手外邦，仰人鼻息。而完备的中国植物标本，只能靠我国有志于研究植物分类学的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他的科学贡献之一，就是陈焕镛院士所讲的植物分类学。从陈焕镛的这段话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的自信。

　　关于自信，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说：

　　搞数学，光发表论文不值得骄傲，应该有自己的东西。不能外国人搞什么就跟着搞什么，应该让外国人跟我们跑。

　　1978年、1984年吴文俊在《中国科学》和《系统科学与数学》分别发表了两篇关于机器证明的论文（英文），为这个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在国际同行的引文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吴文俊在这个领域的引领性贡献。

　　这本书收录的名言佳句，主要是院士们从事科研工作的体会，讲战略，讲创新，讲方法，讲治学等，对科技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比如，我们都知道抗生素是药物研发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所以，医学家魏曦很早就说：

　　在光辉的抗生素时代来临之后，还必须注意它给人类带来菌群失调的阴影。

　　体现了科学家的前瞻性。

　　科学家的前瞻性还体现在，既要尽全力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科学知识的前期储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说：

　　科研要急国家之所急，还要先走一步，为国家长远需要早做准备。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民说：

　　不能说等我要用什么了，再去研究这个技术，肯定来不及。必须未雨绸缪。

　　而且他后面这句“我没法知道将来会需要什么”还体现了基础研究与高技术创新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治学，生理学家张锡钧说：

　　研究方向应集中，围绕一定的主攻目标步步深入。切忌东抓一把，西来一下，分散力量，结果是什么问题都不能深入解决。

　　细胞学家朱洗说：

　　做工作只能盯着一个问题，像剥笋壳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

　　固体地球物理学家曾融生说：

　　做事情要在一段时间里只专心做好一件事，肯定能做得比较出色，同时想干几件事，反而哪件事也干不好。

　　他们表达的是同一个观点：科学研究，选准了研究方向就要集中精力深深地扎进去，浅尝辄止不可能作出好的科研。

　　这次阻击新冠肺炎蔓延过程中，关于中医有不少讨论。而类似的讨论早在100多年前就发生过。萧龙友院士（1870—1960，中科院院士中出生时间最早的）关于中西医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论述：

　　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从人，亦不可非人是我。

　　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的思维方法。

　　再举两位医学家的例子。他们的话可以配合在一起看。

　　医学家林巧稚说：

　　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做纯技术专家，不能只凭数字报告下结论、开处方。

　　医学家张孝骞说：

　　做好临床工作，不能只看各种检查、化验结果，不看病人，不亲自接触病人。因为病人情况不同，同一种病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

　　上述两位医学家的观点对其他领域也是适用的。科研仪器对很多研究领域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但分析化学家梁树权提醒科技工作者：

　　过多依赖仪器会使分析者变为仪器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梁树权院士决不是否定仪器在科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科学研究离不开细致的观察，缜密的思考，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

　　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现在少数科技工作者对待论文写作缺乏应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我们看看老一辈科学家是怎么说的：

　　天文学家张钰哲说：

　　古人讲：读书，譬如明日死，要发愤猛读；写文章，譬如活百岁，要反复推敲。

　　生理学家朱壬葆说：

　　科学研究，应以质量第一。如果你能写出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比写出十篇水平不高的论文的意义大得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在今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所以科研成果必须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尽管这个过程很艰辛，但已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冶金学家周仁说：

　　理论要联系实际，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土壤学家熊毅说：

　　要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者零距离，将生产中的表观现象提炼到科学水平，进而推广到连普通农民都用得上的新技术，这 才是好的科研。

　　关于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勤奋刻苦、坚忍不拔，这方面的论述大家见过很多。但这只是事务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平时宣传得少，就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乐趣。科学家自己说，从事科学研究有时就像小孩子玩儿游戏一样，完全是一种着迷的状态。所以有时在别人看来科技工作者很辛苦，而他们自己却乐在其中。

　　物理化学家傅鹰说：

　　什么事情要做成功，一定要着迷。你着迷了，就能找到时间，就能废寝忘食。

　　力学家郑哲敏说：

　　无论从事哪类科学研究，兴趣都是基本的动力，它使人充满热情地投入工作，以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也许有人会问，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是不是先天的？对做科研没兴趣怎么办？数学家杨乐告诉大家：

　　有些人认为兴趣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其实不然，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从无到有，从淡到浓，关键在于要多接触它，多下功夫。

　　当然，很多院士都谈到个人兴趣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人生的舞台一定会更加宽广。

　　院士们的许多话，是一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回望，非常富有人生哲理。

　　医学家诸福棠说：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在生活上斤斤计较，就难以开阔视野，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半导体化学家沈天慧说：

　　对事业专注一些，对生活简单一些，人更能有所成就，更容易快乐。

　　说的是一个意思。

　　我们说科学研究需要专注，需要全力以赴，所以有的科技工作者就只关心专业以内的事了。实际上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核物理学家胡济民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科学工作和人际交往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烦恼。知道一点儿古今中外的事情，不会在自己碰到困难时钻牛角尖，也不会在生活中迷失方向。

　　最后我们看看高分子化学家王葆仁。王葆仁院士组织团队率先试制出我国第一块有机玻璃和第一根尼龙6合成纤维，开创了我国的高分子工业。在他80岁诞辰之际，大家为其祝寿并赞扬他的学术成就。而王葆仁院士在给朋友的信中却说：

　　虽然做了些微小工作，但以六十年商之，更属微不足道！

　　不自满，不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审视自我，是一种高超的人生境界。这在很多院士身上都能看到。

　　以上是在编《智慧之书》过程中的一些学习体会，最后我想给大家念念我们在后记中的一段话，这是我们的真实感受：

　　院士们精炼的语言表述，或充盈着炙热的爱国情感，或闪烁着穿越时空的思维之光，使老一辈科学家热爱祖国、敢于担当、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形象跃然纸上。细细品味，终生受益；掩卷沉思，回味无穷。

　　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诵读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