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日，我跟众多离开武汉的人一样，在高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回顾在武汉的记忆，可惜这个记忆比较单调。直到现在，我还在庆幸，自己取消了那时的所有跨年安排，待在宾馆里。疫情离我很近，我在刚离开武汉时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新闻上听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我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我也已回到家中。 

　　抗疫就此拉开了帷幕，虽然回到家时距离我离开武汉已经过了20天，但是我仍然十分担心自己是无症状携带者。父母却并不担心，县城里没有病例，街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过年气息，大家都忙着置备年货，准备迎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病毒不会在乎日子是好是坏。大年三十晚上，惯例在村子里陪爷爷奶奶吃完晚饭，回到自己家中，给父亲端好一盆洗脚水，等待着春晚的开始。然而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份温馨。父亲是县里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下属管理两个乡镇。他接到的电话是通报他管理的其中一个乡镇的村民在县医院确诊了新冠肺炎，需要去村子里了解情况，制定抗疫方针。在这样一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我想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个消息，父亲要上前线了。没有防护服，没有护目镜，只有医用口罩，从疫区回来的我万分担心。我心情复杂，知道此去必然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我父亲只是站起身，穿好衣服，听完我的担忧，告诉我四个字：我是警察。于是他带上了墨镜，两层口罩，穿上警服，就出发了。这期间每隔一小时我们就会打去一个电话，直到深夜，农历大年初一凌晨2点才回到家中。他去了村委会，村派出所，与村干部交流，一起制定了封村规划和村里防疫具体工作，村子里的祥和也同样在这个过年的夜晚被打破。 

　　之后的每一天，父亲都坚守在岗位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各个村子里，访问村子的抗疫情况；与执勤民警交流，解决防疫物资困难的问题；根据国家要求，制定新的防疫措施；多次在深夜收到密电，起身去公安局连夜制定计划。2月下旬，市里组织警力去湖北支援，因为年龄问题，我父亲无法参加。那天中午午饭时间，我能从眼里看得出他的不甘与失望。他说：“我要是年轻10岁就好了，现在老骨头了，都没法为国家做出点贡献。”我开玩笑的说：“知道自己老了，就多注意点身体”。他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疫情就是警情，人民警察，更是中共党员，我去不了武汉，所以必须坚守住我的岗位，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的职责！” 

　　我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遗憾的是自己身为中共党员，做的事跟父亲比，少之又少。父亲在照顾整个县城，我能做好的最小事，就是照顾好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