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主办、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协办的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走进校园”系列·中山大学专场暨第四十五讲、第四十六讲在中山大学锡昌堂801报告厅成功举行。讲座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伦理学会会长、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李萍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应邀作学术报告，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敏教授和马天俊教授担任评论人。两场报告的题目分别为“换道超车：科技危机与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新机遇”、“人口和GDP的关系模式对生态问题的影响”。有二百多名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刘益东提出“致毁知识”概念，以其为研究对象开展科技巨风险研究20年，提出和解决了“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能否有选择地生产知识？”这一新问题，从而对科技发展将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这一老生常谈，进行了较精确的表述和充分的肯定性论证，因此发现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科技风险、最大危机是科技危机。他指出现行科学是西方科学，原子弹爆炸之后，其内生的自毁因素不断累增，而科学在观念（科学无禁区等）、机制、体制与管理上存在的先天缺陷日益凸显，根本无法阻止其自毁进程。科学生存危机引发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如果我国率先发动这场科技革命，创建可持续创新的新科学与新技术，实现换道超车，必将引领世界科技与社会的永续发展。黄敏教授对此报告给予好评，指出刘益东的研究为我们思考科学知识生产提供了另外一种图景，即从科学家探索未知世界这样一种图景，扩展为从事可能带来不可控、甚至是致毁性事业这样的图景。认为刘益东对双刃剑模式的批判非常有新意，用“致毁知识”概念来反思知识的社会性质，比双刃剑模式要简洁的多，同时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 

　　徐长福教授的报告探讨了人口和GDP对生态问题的影响。他通过这两大因素及其最小和最大值的排列组合，推出了生态问题的四种模式。（1）绝对最小化模式，即人口最小化加GDP最小化。其特征是，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量少于生态的自然修复量，但人类的生存质量极低。（2）相对最小化模式，即人口最小化加GDP最大化。其特征是，生态破坏量少于生态的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的量，并且人类的生存质量很高。（3）相对最大化模式，即人口最大化加GDP最小化。其特征是，生态破坏量大于生态自然修复的量，且没有人工修复，同时人类的生存质量很低。（4）绝对最大化模式，即人口最大化加GDP最大化。其特征是，生态破坏量超过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的量，其中，虽然人类的生存质量暂时得到提升，但最后结果是生态系统的崩溃与人类的灾难。生态问题具有全球性，不能依照利己原则在个人、区域和国家之间无限转移下去，因此需要人类树立生态大同的理想，并以实践智慧加以应对。马天俊教授对此报告给予了好评，指出徐长福教授这种研究模式非常有深度和启发力。徐长福对几个概念和问题进行适当约定，并将其纯粹化、彻底化，进而展开为一个问题域，通过对人口和GDP等要素进行清晰的组合，并基于一种数学式的推演，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只要我们将其他各种经验性要素（如历史要素、环境要素等）加入其中，即可具体解释某一个时代、地区人口的生活处境和生态状况。 

　　两位主讲人的报告引起了热烈反响，听众提问踊跃，与报告专家进行了深入互动。最后，主持人李萍教授做了总结，她指出两位主讲人提出的“如何关切我们自己和整个人类”这一命题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关注和治理科技风险，让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在热烈的交流氛围中，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走进校园系列活动·中山大学专场圆满落幕。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走进校园”系列·中山大学专场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