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 

　　　　潜海，铸大国重器 

　　研制核潜艇倾尽了黄旭华的一生，他也像这个潜在海底的国之重器一样，在生命的黄金阶段“沉”于深处，但他的人生比机械、图纸、数字描述的世界要宽广、丰富得多。

　　他酷爱音乐，小提琴拉得不错，吹得一嘴好口琴，指挥过大合唱；有表演才华，能演话剧、歌剧。他中等身材，白发苍苍，已过鲐背之年，却精神矍铄。一只耳朵虽听不太清，谈起核潜艇却仿佛有了十二分精神。接受记者采访当天，他围着一条款式陈旧、略显粗糙的黑围巾。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每到冬天，他总会围上它。他说，要和母亲的气息在一起。

　　一身痴气从零设计潜艇

　　在妻子李世英看来，黄旭华从始至终都是一身痴气的大男孩。

　　他对厨房里的事一窍不通。买菜，他有个高招：到菜场，不挑菜，先找人，找看上去和李世英一样精通家务的人，人家买什么，他就跟着买什么。有一次出差，难得有闲暇逛街，他依葫芦画瓢，跟在很会挑布的人后面，买了一块花布料。他颇为得意，心想用它给夫人做一件衣服。当他兴冲冲跑到夫人面前，准备邀功时，没想到，李世英穿这种花布衣服已经好几年了。

　　有人评价，我国在研制核潜艇上得以从无到有，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仅用10年时间走过国外几十年的路，少不了他这份痴气。

　　1958年，面对超级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我国启动研制核潜艇。那时，黄旭华32岁，因学过造船，又曾搞了几年仿苏式常规潜艇，被选中参加这一绝密项目。

　　那时候，核潜艇什么样，有人见过；里面什么构造，没人清楚。开始论证和设计工作时，黄旭华坦言，我国缺乏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那时候搞核潜艇，都像是一个梦，“简直异想天开”。

　　一身痴气的黄旭华，在科研上是天生的乐观派。他和研发团队一边摸底国内的科研技术，一边寻遍蛛丝马迹，阅读能找到的一切资料，一点一滴积累，甚至从“解剖”玩具获取信息。

　　他认为自己“不聪明也不太笨”，在核潜艇上做出些成绩，是踏入这个领域，60多年的痴心不改。人来人往，有些人转行了，他说，“我还是走自己的独木桥，一生不会动摇。”

　　身先士卒参与深潜试验

　　水滴线型核潜艇被认为稳定性最好。为实现这一设计，美国人谨慎地走了三步。我国工业技术落后，当时有人提出，保险起见，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走几步？

　　“三步并作一步走！”黄旭华提出直捣龙潭的大胆想法。当时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没钱拖也拖不起。他不是鲁莽：既然别人证明了核潜艇做成水滴线型可行，何必要再走弯路？事实证明，他大胆的决策是正确的。

　　黄旭华有一套理论：与别人的大脑组成一个头脑网络，才能造就真正聪明的大脑。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时，他不当裁判，而是鼓励敞开交流，激发“头脑风暴”，这样就把他团队的头脑连成了一张网络。“干对了，没得说；干错了，我当总师的承担责任。”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代核潜艇迎来大考。在南海开展深潜试验，检验在极限情况下它的安全性。在所有试验中，这一次最具风险与挑战。有些参试官兵心里没底，过度紧张的氛围，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让所有人没料到的是，黄旭华提出与战士们一起参加试验。此前，从没有过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身参与到极限深潜试验之中。他的身先士卒，打消了战士们最后的顾虑，阴霾一扫而光。

　　这是他的作风，就像在设计核潜艇时一样，他喜欢走在前，把事情做到极致。

　　为国尽忠就是对父母尽孝

　　参与核潜艇项目研制前，黄旭华回到家，母亲拉着他的手说：“你从小就离开家到外面求学，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交通恢复了，社会安定了，父母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他点点头说，一定会的。

　　别梦依稀三十载。父母和8个兄弟姐妹，一直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只能通过一个信箱与他联系。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在哪个单位、在哪里工作，他身不由己，避而不答。

　　趁核潜艇南海深潜试验之机，他携妻顺道看望老母亲。行前，他给母亲寄了1987年第6期的《上海文汇月刊》杂志。老母亲戴着老花镜，从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蛛丝马迹中认定，这篇报告文学的主角“黄总设计师”就是她多年未归的三儿子。

　　含着泪水看完文章，老母亲把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讲：“这么多年，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谅解他。”后来，他听到这句话，没有忍住泪水。

　　这些亲情债让黄旭华至今深感内疚，他的弥补是深沉无言的，就像那条冬天默默陪伴他的围巾。他相信，研制核潜艇，是关系着国家命运的大事。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自己对父母最大的孝。”

　　曾庆存—— 

　　　　问天，让风云可测 

　　“温室栽培二十年，雄心初立志驱前。男儿若个真英俊，攀上珠峰踏北边。”1961年，曾庆存从苏联留学回国时写下这首《自励》诗，立志不辜负国家的培养，要攀上大气科学的顶峰。

　　如今，59年过去了，不负初心，曾庆存在数值天气预报、地球流体力学、卫星大气红外遥感、气候与环境科学、自然控制论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用丰硕的成果回报了他挚爱的祖国。

　　敢挑最硬的骨头“啃”

　　全国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已达87％，暴雨预警准确率提高到88％，强对流预警提前量达38分钟……人们切身体会到：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

　　而这背后，曾庆存功不可没。

　　他是国际数值天气预报的奠基人之一，首创的“半隐式差分法”，在国际上首次成功求解斜压大气原始方程组，至今仍是世界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核心技术之一。

　　在数值天气预报时代到来之前，人们主要凭借经验来预测和判断天气，准确率普遍较低。

　　“数值天气预报”一词于1950年正式使用。曾庆存说：“所谓数值预报，就是根据大气动力学原理建立描述天气演变过程的方程组（数学模型），然后输入大气状态初值和边界条件，用计算机进行数值求解，预测未来天气。”

　　数值天气预报诞生之初，准确率并不高，亟须在原始方程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1956年，在苏联学习期间，曾庆存毅然选择了应用斜压大气动力学原始方程组做数值天气预报的课题。这可是一道时人不大敢问津的世界难题。

　　然而，曾庆存从小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越是难“啃”的硬骨头越要好好“啃”。

　　那个年代，计算机在苏联也很稀缺。曾庆存每天只有10个小时的上机时间，而且还只能在深夜。于是，他白天用纸算，晚上带着纸条去计算机房，一万多行程序，一条条验证。

　　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1961年，曾庆存首创出“半隐式差分法”数值预报。这项成果立即在莫斯科世界气象中心应用，预报准确率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60%以上。自此，数值预报成为天气预报的主要方法。

　　国家需求始终排第一

　　曾庆存的学术清单，始终按国家需求排序。

　　“我出生于广东阳江贫苦农家，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学毕业当个乡村教师，赚钱贴补家用。”曾庆存说，“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上大学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我衷心感激党和国家的恩情，所以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1952年，曾庆存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服从国家需要学习气象专业。

　　曾庆存说：“当时，学校提出让我们一部分学生改学气象专业，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急需气象科学人才；二是因为幼时家贫，对人民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受天气和气候影响有深切感受。”

　　1970年，曾庆存又一次服从国家发展需要，开始从事当时在国际上兴起、中国尚是空白的气象卫星和大气遥感相关研究工作。

　　曾庆存说：“当时做卫星没有经验可参考，资料也很少。但因为是国家需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把它搞出来！”

　　凭着那股子“钻”劲儿，曾庆存带领团队最终解决了卫星大气红外遥感的基础理论等问题，其中的一些理论直到现在，都在中国和世界气象卫星遥感与资料应用中被广泛使用。

　　“卫星是发现灾害性天气最主要、最重要的手段，自从我们有了气象卫星之后，中国大陆的台风监测一个都没漏掉。”曾庆存很欣慰。

　　激励后来者继续攀登

　　1984年，年仅49岁的曾庆存挑起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重任。然而，刚一上任，迎接他的就是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极其困窘的境地：科研投入少，人们也没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大气所缺少科研经费，科研设施极其简陋，人心涣散。

　　曾庆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至今都还记得，32年前他到大气所调研时，曾庆存为基础研究和大气所发展奋力疾呼的场景。“他说，大气研究是对国家安全、民生等非常重要的领域，希望国家能够重视基础研究，让科研人员有一个安心的环境来工作。”

　　此后，在他的带领下，大气所上下一心，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曾庆存还不忘言传身教，他的学生都有过这种经历：曾先生修改后的论文草稿都是密密麻麻的，需认真思考才能读懂。

　　在曾庆存的悉心指导下，很多他带过的学生如今正一步步成长为科研骨干，不断在国内外气象领域崭露头角。

　　谈及中国大气科学的未来，耄耋之年的曾庆存充满信心，并寄予厚望。“真诚地希望年轻人勇于攀登大气科学的珠峰，直达无限风光的顶峰。”曾庆存说。

　　（原载于《人民日报》 2020-01-11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