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36岁的“青稞”（青年科研人员）王为善成功通过竞聘，成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生物所）的青年研究组组长。

　　在短短6年内，他从一名助理研究员成为一名博导，除了自身的优秀，更得益于微生物所为扶持青年科学家进行的制度创新。

　　尽管“资历”未到研究员，但只要能力达到，微生物所就会创造各种条件，让像王为善一样的青年人能够独立开展研究，招收博士生，并以研究员身份对外承担科研项目。

　　近十年来，通过成建制、有系统地提拔年轻人，微生物所为青年科研人员量身定做的一系列职业成长通道已初见成效。

　　从学科前沿到学术建设，青年人奋发拼搏的身影让这个已历一甲子沧桑的研究所充满了活力。

　　“革命事业要靠年轻人。”正如微生物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钱韦所说，“一个研究所未来五年、十年后是什么样，只要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就明白了。”

　　制度创新 培养骨干力量 

　　人才发展难题是在10年前进入微生物所领导班子视野的。

　　一方面，继“文革”人才断层之后，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届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关键岗位工作奉献三四十年后逐渐面临退休，科研单位第二次人才断层的情况开始显现。

　　另一方面，传统的学术带头人（PI）负责制让包括副研究员在内的优秀青年人无法独立，几乎招不到研究生。

　　“与大学的青年教师情况相比，他们很有意见。”钱韦回忆说。

　　针对这些问题，时任所长黄力带领的第八届领导班子将人才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层面，将目光瞄准优化科研队伍结构、培养青年科研骨干方面，启动了“青年研究组长”特色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38岁以下具有海外博士后经历，又是微生物所学科发展急需的青年才俊成为支持的重点。

　　一旦应聘成功，他们在副研究员时期就可以“独立”，并获得资源倾斜，如拥有独立实验室、启动经费、研究生指标和住房补贴等。

　　随后，刘双江研究员带领的第九届领导班子又进一步加大了对青年研究组长资助的力度，并且完全取消了须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要求。

　　“英雄不问出处，一切以品德和能力为重。”钱韦说。

　　这些支持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紧俏”的生源方面。

　　微生物所每年的博士生名额并不能完全满足全所博士生导师的招生需求，在此背景下，该所仍然决定保证青年研究组长的博士招生名额。

　　“最起码两年保证一个，不给谁都要给他们，因为他们是研究所的未来。”钱韦说。

　　当然，青年研究组长的选拔和考评也更加严格。

　　“我们最初的设计就是给希望、加压力，真刀真枪地干，绝不放低要求。”钱韦说。

　　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两位组长在终期评估中由于未能通过而被分流。

　　如今，经过10年的努力，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俊雄向记者表示，“青年研究组长岗位为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拓宽了道路，也为一些特殊的人才紧缺学科解决了燃眉之急。”

　　如今，微生物所研究员的平均年龄是43岁，青年研究组长的最小年龄是29岁。该所先后选拔青年研究组长16人，为研究所发展蓄积了一批生力军。

　　他们中近一半已成为正式的研究员，从中培养出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等，担任重要科研和管理岗位，获得各类国家和中科院的人才计划支持。

　　尝到了“甜头”，微生物所连续两年下发补充规定，进一步为“青稞”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如2018年初规定，青年研究组长在经过竞聘答辩后，可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重要国家竞争性科技项目；2019年7月的补充规定又为青年人晋升开通了“直通车”——获得国家“杰青”或“万人”计划者可直聘为研究员；获得国家“优青”“青年拔尖人才”或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支持的，鼓励申报青年研究组长。

　　“今年的政策一出，我们有3位‘优青’全部通过严格遴选成为了青年研究组长。”钱韦说。这种人才评价方式并非“唯帽子”，事实上，这些青年人也只有取得特别突出的科研成果才能获得相关荣誉。

　　比如王为善已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多项一流成果。

　　12月初，他和合作伙伴关于“药物生产工厂”链霉菌的一项成果，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70年来首次在代谢水平上阐明链霉菌初级到次级代谢的转换机制”，广受关注。

　　公平竞技 一展理想抱负 

　　“35~45岁之间的优秀科学家远远多于其他年龄段，但从优秀到卓越这个过程中，稍微差一口气，也许你就会停在这个阶段。”钱韦记得，自己当年在中科院青促会开会时，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脱颖而出”。

　　青年人的成长“天花板”也的确是一个现实情况。根据统计，微生物所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共260余人，就算每年按3~5人晋升到上一级岗位，都得数十年。如此一来，青年科技人员哪里还有出路？

　　但“项目研究员”政策的出台让所里的青年科学家看到了希望。

　　它让所里一批优秀的副研究员通过“项目研究员”竞聘后，可对外以研究员名义开展工作。5年来，该人才成长模式为研究所积累了一大批后备军。

　　现在，这个模式已经成为微生物所“青稞”们的一个竞技平台。

　　青年研究组长、获得重要科技产出、荣获“中科院青促会优秀会员”等人才项目的青年才俊在此公平竞技，一展抱负。王为善也是获得该项目支持者之一。

　　他告诉记者，这样的竞争“肯定有压力”，“但适当的压力不是坏事，这让我们可以把想做的事情做下去”。

　　“我相信年轻人都服气这样的制度，因为我们选拔人才完全是公平、公开和公正的。”钱韦说，“以前，我们青促会会员在一起讨论问题时，包括我在内经常抱怨。今天同志们再也不抱怨了，机会就放在那儿，有能力就上。”

　　据介绍，目前该项目启动经费和安家费的资助力度已经增加了一倍。

　　“相比大学，这些钱不多。”钱韦补充说，“但青年科学家要的是一个机会，他们更注重的是有一块‘自留地’，可以去思考在春天种点什么，在秋天收获点什么。”

　　开放通道 青年人“挑大梁” 

　　不只是在科研方面，在普遍被认为只有“资深人士”才能进入的学术委员会，研究所也向青年科学家敞开大门。

　　今年年中，在所领导班子换届后，微生物所学术委员会也进行了重组，在14名委员中新进入9人，其中有3人是“80后”优秀青年科学家。

　　经全体研究员投票后当选的王琳淇、吴边、施一非常惊讶，因为周边的其他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所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钱韦表示，这离不开微生物所院士、老领导、资深科学家对年轻人的无私关怀和支持，同时也说明这些年轻人本身就很优秀。

　　这次当选的3人都是国家“优青”基金项目获得者，其中施一今年还当选为中科院青年促进会理事长。

　　“老先生们高风亮节，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所里的学术建设，我们年轻人也愿意担起这个责任。”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施一说。

　　在他看来，无论海外引进，还是本土培养，研究所不拘一格挖掘和培养年轻人的方式，会让更多青年科研人员看到不同的上升通道，激励他们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途径。

　　据统计，目前，微生物所“杰青”获得者有14人，“优青”获得者13人，形成了研究所的中坚科研力量，并带动更多年轻人逐梦科研人生。

　　“看看一个所这些人才的比例，就可以知道它对年轻人的支持力度和这个所的创新强度。”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琳淇说。

　　在王琳淇看来，这里就像是国内微生物学科的“黄埔军校”，拥有自由的文化氛围和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土壤，老一辈科学家创新、务实的作风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年轻一代。

　　树人不易，对于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来说，不仅要用好人才，还要凝心聚力留住人才，在工作、生活上主动为人才排忧解难。

　　李俊雄向记者透露，在微生物所有这样一张表，上面记录了有潜力的青年科研人员从从业开始到获取各个重要项目支持的关键时间节点。研究所不仅会把这些数据告诉科研人员本人，也会让全所上下知晓。

　　“我们会提醒青年人自己抓住机会，也尽量不增加其他额外的行政管理任务，让他们全心做好科研。”李俊雄说，这样的做法凝成了一股“向心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科院院士方荣祥表示，微生物所现有青年人才培养制度为青年人才成长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未来，这个舞台还可以更加广阔。”他希望经过微生物“黄埔军校”历练的年轻人，能够在社会上、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9-12-24 第3版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