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老师说过：“看到国内的阴暗面，而不失去振兴中华信心的有志人才，和受过西方文化熏陶但不迷恋西方舒适生活的学者，是振兴民族产业的脊梁。”这也是他自己为人为学心路历程的集中写照。（李国杰尽管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就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仍然像以前那样平易近人，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李老师）
勇立潮头 从容执掌计算所
1998年计算所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最先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这对计算所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更多的挑战。然而，1999年12月，就在计算所举步昂首前进的关键时候，所长突然空位。这引起了关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试点工作的首都新闻界的迷惑，一时间舆论风波骤起。
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院领导经过慎重研究，一反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常规，请时年5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智能中心主任、曙光信息产业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国杰出山。李老师顾全大局，勇立潮头，这年12月28日就任计算所所长。到职后，他首先积极认真地组织论证，按照党中央对科学院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攀登世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高峰的总要求，明确了计算所科研的三个主要方向：高端计算、4C融合网络和智能化软件。具体目标是：努力使国立研究所成为国内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领头雁，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所，在国际计算机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通过技术转移，为我国计算机提供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关键共性技术，促进计算机产业地蓬勃发展。接着，李老师请首都各大新闻媒体的知名记者到所参观，实地考察计算所的情况。他与记者们谈心，真诚希望：一是停止对过去是非的议论；二是帮助国立研究所解惑；三是关注计算所的新发展。他热情接受记者们的专访，回答大家提出的种种问题。于是，新闻界迅速写出了《解惑国立研究所--计算所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国立研究所的战略定位--访计算所所长李国杰》《计算机的“中国心”--计算所新的战略目标》等有分析、有内容的重要文章，不但平息了议论；而且，增强了对知识创新工程的信心，全所员工更是精神振奋，面貌焕然一新。
近两年来，计算所按照科学院知识创新要求，在机制创新、凝练科研目标、吸收和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获得了以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为代表一批重大成果。在国家尚没有重大项目经费投入的情况下，计算所的年青科研人员再次发扬“人生能有几回博”的奋斗精神，经过半年多夜以继日地拼搏，采用当代先进CPU的技术，研制出与MIPS完全兼容的高性能通用CPU验证芯片--龙芯CPU（Godson CPU），该验证芯片含600多万晶体管，执行250多条指，可运行Linux2.4、X-Window，Web server等商用服务器软件，并通过了SPEC CPU2000测试。目前，该芯片以FPGA实现，验证了十分复杂逻辑设计的正确性与芯片兼容性，通过自行研制的二进制编译可运行PC机上的程序，硬件安全机制可抵御一大类黑客攻击。明年将投片加工，有望获得商品化的奔腾III水平的通用CPU芯片。
龙芯 CPU芯片研制成功是计算所知识创新工程的重大成果，又一次向社会证明：计算所有一支敢于并善于啃硬骨头的队伍，说到做到，值得信赖。为了尽快缩小我国在CPU核心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计算所计划2003年研制出1000M奔腾III水平的通用CPU，2005年在高性能通用CPU设计方面接近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几代计算机工作者和广大用户一直盼望，我国的计算机有一颗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中国“芯”，计算所将在5年内向全国人民缴上令人满意的答卷。除了高性能通用CPU芯片外，计算所在信息网格、大规模知识处理等方面也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否定自我 铸就中国“曙光”
李老师说，做计算机，一定要善于抓住问题、解决问题。他在美国选择智能计算机、有效搜索算法、VLSI处理器列阵等三个领域，并做出开拓性贡献。他的研究方向当时并不是很热门的课题。但是，他所研究的智能搜索等都与第五代计算机有密切关系。
但是，回国以后，李老师不是固守自己的研究阵地，而是从国家的重大需求出发，果断地否定自己完全搞智能机的路线，改做通用机加智能应用的新路，结果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说：“做科研，不能死心眼。特别是搞应用，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结合生产、结合市场的需求，灵活机智、选准目标、果断决策。”
1990年3月，国家智能中心成立，李老师任主任兼曙光一号机课题负责人。他说曙光一号机研制成功凝结着许多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他所做地工作主要在选择科研方向、技术路线和吸纳优秀科研人才上用了些心思。为了正确地决策中心的技术发展方向，多次召开专家战略研讨会。参与决策的有原国家科委高新司总工冀复生、863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汪成为院士等，美国加洲大学 Berkeley 分校的 David Patterson 教授和 Princeton 大学的李凯教授也给了很多帮助。
当时，曙光一号机选定多处理机服务器方案是基于以下主要原因：1、与传统的小型机、大型机比较，多处理机服务器性能价格比有明显优势；2、并行机技术国外也不十分成熟，没有形成垄断局面，有可能迎头赶上；3、多处理机关键技术是软件，技术难点的转移对我有利；4、一旦掌握多处理机技术，易形成高性能计算机系列产品，所以得到了国家科委的认同，实践证明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1991年以刚毕业的硕博士为主的技术队伍基本形成。智能中心考虑到国内购买硬件速度慢，操作系统、部件、工具及加工缺乏厂商得力的支持等因素，决定派遣陈鸿安、樊建平等五人到美国硅谷进行该机封闭式开发。出发前开了誓师大会，提出了“人生能有几回博”--激动人心的口号。这些年轻人不负所望，经过 11 个月地奋斗，于199３年２月，带着初步调试的几块曙光一号主板回到国内。曙光一号总研制经费约合人民币200万元，研制时间一年左右。19９３年１０月科技部专家鉴定给予充分肯定。研究经费之少、研究时间之短、商品化程度之高，都创造了国内记录。
继曙光一号以后，曙光1000研制成功，这使我国自行研制的计算机实际运行速度迈上每秒10亿次的台阶，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在1997年获得我国信息领域唯一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顾问马宾同志考察后，向中央写报告评价曙光一号研制成功的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美国计算机界的权威学者Gordon Bell、Thomas Sterling等参观曙光机后，美国亚洲技术情报中心提供给有关方面的报告指出，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研制已从落后走到非常接近西方的水平。
为了加快曙光机的产业化，智能中心与深圳等几家企业合作成立了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直接面对市场，迅速发展出曙光天潮超级服务器系列、曙光天演UNIX 服务器系列，及曙光天阔PC 服务器系列；19９７年已达２０多个品种，近年来销售业绩节节攀升，在刚刚过去的2001年度，更是取得了3.8亿的销售佳绩，一举进入中国服务器市场第一阵营。目前，曙光机已成为中国高性能服务器的著名品牌，被成功应用到科研、教育、政府、石化、电信、军队、保险、交通、出版、银行等行业，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信息化进程。曙光计算机多次参加世行、亚行、日贷服务器竞标中标，大大降低了国外主流厂商在中国销售服务器的价格。据科技部有关人士估算仅此一项社会效益超过 2 亿美圆。
李老师说：“实践证明：选择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确实很重要，如果事情大的方向没选准，工作的价值就不大。做计算机与做论文不一样，应当更多地与国家的重大需求，与市场需要结合起来。”
千锤百炼 铮铮一铁汉
李国杰，1943年5月29日，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李彬卿，毕业于湖南国立师范大学，先是经人介绍去国民党政府做官，半月左右，感到无所事事，即辞职回家乡办教育。解放后，调任邵东县二中校长，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0年底第一批甄别。 1985年去世时邵阳市数百名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自发为他送葬。
李国杰童年的生活是幸福的，4岁半入学读书，1953年10月在当地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先后任中队长，大队委、大队长。像无数新中国的儿童一样，带着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儿成长，小学获学习成绩优异奖。他小学最爱看小人书，民间故事之类；初中阶段，就有了猎取知识的强烈愿望，养成了跑图书馆、阅览室的习惯。他对数、理、化有强烈兴趣，也爱读些科普读物，翻翻画报、文艺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当时流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几十本小说，他都是在初中阶段读完的。1957年考入本市重点高中。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因在大鸣大放中提了共产党应重视年纪大的教师和关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两条意见，被错划为右派。
从此，青年时代的李国杰就和共和国的命运一样，多与坎坷为伍，少与幸运相伴。在朋友的劝告下，他开始大量地阅读青年修养方面的书和思想评论文章，想尽力消除因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思想上的迷茫情绪，努力追求进步。特别是高中勤工俭学使他锻炼了劳动技能，培养了劳动习惯。1958年，他先是参加抢收晚稻，继之大炼钢铁，下煤窑挖煤，再是参加修坝。当时条件之艰苦，劳动强度之大，是以后各次劳动所不能比拟的。正是那种艰苦的劳动，培养了他不怕累，不怕脏，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正是在集体劳动中，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和组织纪律观念。高中时，他的学习兴趣更加广泛，对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同样有浓厚的兴趣。学习成绩保持在领先的水平，全校物理竞赛以满分获得第一。在高中注意读杂文、青年修养、名人传记等。这无论对提高他的觉悟、陶冶性格，还是培养志趣，端正人生观等，都有良好的影响。
1960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因为那时人按政治划分为三等，他因为父亲的事，也被列为第三等，虽然6门课考了556分（满分600分），仍被分配到三流院校--刚建的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到湖南大学机械系代培。1960年冬天开始过苦日子，他很坚强，在三年困难时期意志没有消沉。1961年7月，突然接通知“由于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停办，在湖南大学代培的学生绝大部分要下放参加工作。”他实在未曾想到，也不愿意中断学习，但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分配到冷水江钢铁厂工作。在工厂他被作为中专生分到厂内铁路机务段做机修工。他一进厂就打算好好干下去，边干边学，希望通过自学和生产劳动，提高业务水平，成为机械方面能文能武的人才。这一年和工人一起修火车，也经常划图配零件。机务段十几个人，几乎全是党团员，热情、敢想、敢做等集中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点。他从工人身上吸取了不少营养，机务段1961年底被评为全厂的先进集体，1962年5月他也被评为厂“五好红旗青年”。1962年5月得到消息说，原下放的学生可以再考大学。由厂领导介绍，他参加第二次高考，幸运地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于是，1962年8月离开工厂，重新走进大学的大门。
李老师自己评价说，他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也不是能力特别强的人。好在，他经历得比较多，挫折比较多，所以不患得患失，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没有信心了。看事情不太受小事情的干扰，有一种毅力，就是一定要把事情做成，不达目的，不甘心。另外，对物质生活条件要求也不高，有吃有穿就行，没有什么个人嗜好，什么跳舞、吃吃喝喝等。相反，他看的书很多，包括经济学、哲学、文学，历史等，面比较广。这看起来对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选择科研方向，思考一些问题，就会全面，就会克服做科研的人因为知识面太窄，看问题偏激，波动的问题。他在美国学习时，就在思考怎样做出一个有价值的成果。因此，他所有的论文都是围绕着怎么样使并行计算机更有效率，英文叫Efficiency，实际上是钻研怎么样提高计算机效率的学科。
动荡“文革” 魂牵穷苦百姓
李老师与一般大学生不同，1962年进北大物理系之前，已经当过一回大学生。进入国内最著名的学府学习，可说是他科学生涯的起点。他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大学几年，中午从不午睡，常常是在报刊杂志阅览室渡过。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床头贴上一张自己画的“窗口的烛光”和一行题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尽管在北大正规学习时间不到四年，主要学习理论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与量子力学等基础课，但北大严谨扎实的学风也为他以后的科研打下了基础。
李老师说，大学生活对一个人的治学态度有很大影响，刚进北大不久他听过郭敦仁和高崇寿教授讲治学方法，印象很深，至今他还保存着那次讲座的笔记。他对北大教学印象最深的是习题课，在普通物理习题课上老师讲一道题，通过提问可以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各种错误概念全“揪”出来，使人受益匪浅。后来虽然转向工程学科，但理科培养形成的对新知识的好奇与追求、以及严密的逻辑思维使他一生受益。实际上，他说1985年他在美国IEEE Trans. On Computers学报上发表的关于最优脉动阵列设计的论文，就是受物理学刚体运动原理的启发，独创性地采用参数来描述计算机中数据块的“运动”，找到了设计最优算法的统一方法，受到同行重视。后来有几十家学报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内容。
北京大学绿树成荫、湖光塔影，环境宁静。但从1963年起，学校就未安宁过，学九评、搞社教、四清、五反，运动一个接一个。1966年6月他们从四川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回校，又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停课“闹革命”了。“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也使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正直善良，有的阴险狡诈，也结识了不少学外语、法律、哲学、文学的朋友，大大丰富了人生阅历。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动乱的年代李国杰对这句诗有特别的偏爱。当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潮中，他与同班十余人结队从北京步行长征到延安，沿途经过河北、山西、陕北许多革命老区，在途中走过抗战期间某次战斗后留下的一片无名烈士墓地，凝望着这一块块无字墓碑，面对以生命换来新中国的无名战士，他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荣辱呢？他还亲眼见到祖祖辈辈耕作的黄土地还如此贫困，特别是延安革命圣地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听说他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便拉着他们哭着，让他们把老百姓吃的树皮糠粑粑带回北京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瞧瞧。这使他的心灵产生巨大的震撼。动荡的岁月使他失去了成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机会，但却在他的心里开始萦绕着辛勤劳作，但仍很贫苦的老百姓，怎样使他们过上好日子，从此深埋在他的心中。
为人为学 中西合璧好导师
在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导师时，李老师说，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做硕士研究生时，夏培肃先生是他的导师，她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修改论文，一丝不苟，更具有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品格，这一点给他印象特深。记得出国前，他爱人从湖南来北京看他，从家乡带来点橘子送给导师，表示一点心意，夏老师说什么也不收。还有指导他做论文比较多的韩承德老师，韩老师人品非常好，特别厚道。他从国外回来，家刚来北京，当时还烧蜂窝煤，是韩老师帮助弄来炉灶……。这两位老师称得上是为人为学的榜样。他说，自己之所以到计算所来，与两位导师给他的好印象很有关系。
李老师在美国的导师叫华云生，香港出生，读完高中到美国上大学，所以英文很好。当时他是一位刚博士毕业30出头的华裔学者。一般人都想找一位名气大的导师，承认不承认这个年轻的导师？这是李老师面临的第一个选择。他知道华先生人很勤奋，就读名牌大学，导师是一个权威、有名师指导。他想年轻导师有年轻导师的好处，他自己也需要学习，需要成长，所以很勤奋，工作很投入。你跟他在一起，就得拚命地工作，才能跟得上。所以，李老师对自己的年轻导师很尊重。华先生也看得起他这个大龄学生，交李老师做的题目是一位图灵奖获得者给他的，没有来得及做，但一直放在心里。李老师一到那，他就让李老师做。华先生并不是教他怎么做，而是把任务分配给他，叫他自己去做；做完以后再给他讲，他不断地提问，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看的东西最好能够给他看，这样教学相长、互相提高。李老师在国内已经有研究基础，而且已经是37岁的人了。两年以后论文陆续出来，在美国的重要会议上和学报上发表。以后每3个月出一篇国际会议的论文，那时他一天到晚写论文，真成了论文机器。
李老师从华先生身上学习到两大优点：一是，选题一定要有用。美国人讲Motivation，用中文说就是动机，你做这个论文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你研究这个问题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一点他要求很严。他给李老师出的题目是计算机智能搜索，从理论看是工程性非常强的题目，从工程看又是一个理论性比较强的难题，夹在两者之间。开始李老师担心两边都不承认将来有麻烦，但是结果两边都认。从工程角度觉得理论性比较强；从理论角度觉得有工程背景，很快在杂志上发表。华先生现在是美国IEEE计算机学会的主席，名气很大了，他们师生也成了亲密的朋友。去年世界计算机大会在我国北京召开，李老师推荐华先生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会议，江泽民主席做主题发言。李老师把这个场面的照片寄给他的导师，他特别高兴。二是，研究一定要做到底。华先生是一个很刻苦的人，他要求做论文一定要做到基本上做不下去了，基本上几年都不会有人往前走的程度，在学报上发表文章，才算告一段落。不能做了一段，遇到一点小困难，就不做了，再去做别的事情，这等于给别人出题目，让别人再接着做。华先生还说：“做计算机这门学问，不一定要非常聪明，但是一定要非常有耐心，一定要把事情做到底。”又说：“外面的人看起来计算机表现出来的结果非常引人入胜，但是真正做计算机的人，工作是很枯燥的。不管你是编程，还是做别的事情，你没有耐心，做半截，就不做了，就一事无成。”“搞计算机不一定要求很会出点子的人，而是要非常扎实，非常有耐心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底的人。”
李老师回国后，也是用导师教他的指导自己的学生。重视培养学生自己寻找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重视启发学生的研究兴趣。计算机这门学问和其它学问一样，开始不是很开心，但是，当你深入进去以后，你就会得到许多乐趣。搞学问虽然很累，在研究过程中也有乐趣，感到快乐。这个快乐，是做研究本身造成的，不是做完发表文章，给什么奖赏，当了院士才快乐，而是做这个事情的本身快乐。别人看起来很枯燥的事情，自己感到很快乐。一件事情做出来就很高兴，感到一种成就和满足感。李老师说：“做论文、做科研，必然有一个茶饭不思的阶段。走路在想，睡觉在想，老差那么一点就出不来，不经过这么一个阶段结果就好不了。总有这么一个阶段，好象这么做也做不成，那么做也不成，试了多次也试不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以后，突然开朗，哇！就是这么做的。你以前可能浪费几个月，这条路走通了，为什么能够走通，原因是前面的路你赏试过了，最后发现这条路走通了，总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一帆风顺，像做作业一样做下去，成果就不会太大。”
慈父教育 贤妻辅助建功
李老师说，因为父亲是学教育的，虽然他话不多，也不像其他家长整天催你去做作业，而是希望你自由发展，自己去努力。小时候最难的是写作文，不知道写什么。父亲对他说，“你不是爱看电影吗，看过电影以后，就把这个电影的故事写出来。”他特高兴，一写故事，就写得特长特好。另外，他知道儿子当时心气比较高，总想做栋梁之才，要当科学家。就说：“你呀，不要老想着当栋梁之才，你是个什么才，就做什么用。如果说，你这棵树长得不是很直，不是很粗，长出来有点弯，当不了房梁，没有关系啊？可以做犁，或者做牛轭。”他教育人是提高你的学习兴趣，要正确看待自己，是什么材料，就发挥什么作用。在北大读书时，父亲经常给他写信，虽然一辈子受了许多冤屈，信中从来没有讲一句共产党的坏话。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文革要求他与家庭划清界限，因为父亲给他的印象不是坏人，所以对他也恨不起来，也不愿故意为入团入党，违心地把自己的老人臭骂一顿，也做不到，所以大学团也入不了，白丁一个，还是留学回来在计算所入的党。
李老师的爱人叫张蒂华，其父张其弦工程师是一位深受阿拉伯人民爱戴的援外烈士，1961年在也门遇难牺牲，也门首都郊区有陈毅副总理为他题字的陵园，当地人称为“张公墓”。1966年她高中毕业遇上文化大革命，就分到邵阳市无线电厂工作。李老师说，他1978年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自己要把家务完全交给爱人，也要做出一种选择。他那时总觉得大学没有学够，北大六年制，实际只学了3年半，连专业课都没有读完。他读书的愿望很强烈，总想有一个学习机会。在赶往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复试的途中，在武汉坐船，8月的盛夏，天气炎热汗流浃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信给自己的爱人，信中用了元曲上的一句话：“我事从来万般险，自古瓜儿苦后甜。”意思是给自己的妻子说，我们现在苦一点，将来会好的。
李老师惋惜地说：他爱人“这一辈子很倒霉，我要读书，她就得看孩子，付出了很多很多。家里的事情我很少管，包括家务的事情。刚到北京时烧煤，买蜂窝煤后来换煤气罐，都是她在操劳。有时候想起来一个家庭，大凡有人牺牲，有人做事情吧。她忙家务，也累得够呛。”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你爱人是高中生，你是院士，差那么大距离。李老师平静地说：“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感情不是光靠文化程度决定的。王淦昌院士的妻子不也是没有多少文化吗？”他认为自己的妻子称得上是贤妻良母，整天为孩子操心，现在他们的一儿一女已经长大成人，儿子李刚已经工作，女儿李涓在美国读博士。妻子对他也非常关心，特别是身体上有什么毛病时，及时关照吃药。他爱人原来在物理所工作，现在也退休了。李老师不但事业有成，还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是慈父的教育和贤妻的辅助，才使他得以为国家做些事情。
太平盛世 与时间赛跑
李老师回想自己的经历，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一生能不能做出成绩，自己地努力只占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有时在局部情况下，也可能英雄造时势，但总的规律还是时势造英雄。”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是因为他一生直接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伟人的恩惠，即得益于他们制定的正确政策。
1962年，第二次考大学，当时刘少奇主持工作，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文革虽把这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可他却是沾了这个政策的光，幸运地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所以，他认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对一个人成长在某种意义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大学他又遇到了文革，折腾了一阵后，调到邵阳市无线电厂（后改名为邵阳计算机厂）工作。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恢复研究生制度，他又碰到读研究生的机会，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最使他连想也不敢想的，还允许他出国留学。因为是自费联系的，就连招生办的人都说，“连听说都没有听说，出国还有自己联系的！”从来都是公家派的，要政审，连祖宗三代都要查。当时，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想法也与现在的学生大不相同。美国黄铠教授来谈要一名博士研究生，夏培肃夏先生对他说：“我想推荐你到美国读书，你愿不愿去？”他却回答说：“要是两年左右能拿个博士学位就去，如果长了就不想去，我都30多岁了。”他是想年轻的时候不做事，老读书都读老了。在导师的鼓励下，出国4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计算一下从小学到研究生，到出国留学，共读了26年书。一个人一生才有多少时间？所以，他极力想把丢失的时间捞回来。他感慨道，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开放政策，那能轮得上他出国，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他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成长与整个环境，和国家的大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生在福中要知福。现在，让你自由发展，这个环境来之不易！经过多少个反反复复才得来的呀？”
1987年来到计算所，李老师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他总有一种心态，尽快地出点东西，不然，这一辈子干嘛来！？老读书，这算怎么回事？他在美国很少出去玩过，基本上天天在实验室里泡着，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因为，人从20多岁到30多岁，是一生中最能出活的时候，给耽误了。所以，回国后，他和其他敬业的科学家一样，一天三个班，上午、下午加晚上，也没有节假日。他认为最能出成果的时候没有出，后面的时间就要补！他1995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被评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何梁何利基金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有人说他是“大器晚成”。他却平淡地说；也说不上大器晚成，只是想追赶这个时代，把过去损失的东西追回来，只是工作比人家辛苦点而已。
李老师在当了院士以后，他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在久别重逢时问他现在追求什么？他郑重地回答：在追求宁静。对于一个在激烈地竞争中拼搏的人居然追求宁静的生活，老同学以会意的目光表示理解。的确，从读高中开始，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他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对于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从未有过奢望，只想在宁静的生活中追求洁身自好。林则徐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诸葛亮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两对条幅一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成为座佑铭。直到现在，经过一个星期繁忙的方案讨论、拟稿、会议、谈判、出差等紧张活动之后，每当周末两天，他一个人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考虑新的研究计划，或从Internet网上查阅最新的科技文献资料，或阅读新从国外买回的专著，或看看高水平的社会科学著作、文学、哲学和经济方面的杂志报刊时，他就感到有一种摆脱了五天来的疲倦与困扰的惬意。他说人要做出点成就来，如果太看重个人的事情不行，要放得开一些，对于后一辈的人也要放得开，要放心放手让青年人挑重担，现在他当年在智能中心吸纳的樊建平、徐志伟已成长为计算所的副所长，其它人也成了研究室主任等业务骨干。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后人赶前人。过去计算所曾经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做出过宝贵贡献。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有良好基础的计算所，今天，在李老师地带领下，人才辈出，兴旺发达，必将在新的世纪创造出新的辉煌。
（转自《科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