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周邓纪念馆与李真贪污案教育片有感
周恩来、邓颖超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们在天津相识、相知、相爱并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两位伟人始终把天津作为第二故乡，临终前他们分别留下遗嘱将骨灰撒在祖国的山河大地，撒在天津海河。为世世代代缅怀铭记周恩来邓颖超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天津建立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1998年2月28日，正值周恩来百年华诞之际隆重开馆。在今年五一前夕，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这里。
纪念馆位于天津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北侧，占地面积6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150平方米，是一座园林式的伟人纪念馆。建筑高21.3米主体为三层，布局呈“工”字型，屋顶采取传统重檐形式并结合现代工艺，石材屋面，外檐镶嵌花岗石，色彩朴素淡雅。馆外纪念广场、巨型花岗岩雕像《高山仰止》、不染亭、纪念林、草坪花卉与主建筑相互衬托，环境幽雅，气氛庄重。馆内藏品丰富、文物价值弥足珍贵。现已征集文物、文献、照片及其他资料8000余件，珍品达百余件。
纪念馆展厅包括瞻仰厅、生平厅、情怀厅以及竹刻楹联厅和书画艺术厅。瞻仰厅正面耸立着周恩来邓颖超的汉白玉雕像《情满江山》，大型壁毯《海阔云舒》作为背景，两侧浮雕墙镌刻出五四运动、南昌起义、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和开国大典、祖国建设等历史性画面。
在100平方米的圆厅内，许多人含着热泪观看周恩来、邓颖超逝世的资料片《永恒的怀念》，片中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和天津万人空巷迎大姐的景象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被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崇高品格所折服，而资料片也如实的反映出了周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作为共产党人杰出的代表，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无论从做人还是做事上，我们都应该以周总理作为我们行为的楷模。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需要无数像周总理这样无私奉献，勤勉工作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在树立远大目标的同时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添砖加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党内也逐渐出现了许多的蛀虫，近日所内组织集体观看了李真腐败案的录像，看过之后心情也是久久不能平静，见诸报端的一起起高级官员腐败的案件不得不使我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200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关于给予李真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2002年6月21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李真特大经济犯罪案件。2002年8月30日上午，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李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少年得志飞扬跋扈
李真的车从来不管红灯、绿灯而“勇往直前”，老警察都知道李真的车而不敢拦。有个新警察刚上岗，不知闯红灯的是李真的车，命其停车后上前纠正违章。李真把车窗玻璃摇下来，吐了这个警察一脸唾沫，驾车扬长而去，这个警察得知李真的背景后敢怒而不敢言。
钻营取巧野心勃勃
作为河北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办公厅秘书，李真萌生了一种迫切的功名欲望，他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蓝图，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走入政府更高层做官。1997年5月李真升任国税局局长，一年后被加冕为党组书记。到省国税局主持工作后不久，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根本不懂经济管理和税收运行机制的李真，在明明完不成国家下达税收征收任务指标的情况下，授意他人虚报超额完成税收任务。李大肆编造政绩，就是想向领导显示：他不单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秘书，而且还是一位懂经济、懂管理、善于驾驭全局、有着非凡领导才能的年轻政治家。这一切都收到了李真所想要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凭借这些所谓的政绩和他私下费尽心思的活动，他骗取了组织的信任，很快便成了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双料后备干部。
贪欲膨胀自毁前程
和许许多多贪官一样，李真对金钱的追逐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从他就任省委办公厅秘书到被双规，7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贿赂680余万元，美元17万元、港币1万元，合伙贪污公款2000万元，与他人合伙非法侵吞爱尔兰尼瓦利斯公司（国有）50％股权46.47475万爱尔兰镑，非法侵吞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兴电子有限公司（国有）112.5万美元的股权。涉案犯罪金额之巨大，居建国以来河北党政官员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冠。
数年后，走入看守所的李真，才对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反思。他在向专案组写的长达近二万字的《心灵的忏悔》中说，从局长沦为阶下囚，他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他说：“随着问题交待的深入，我越感负罪沉重，参加工作以来，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多少殊荣，我如此年龄就走上了正厅级领导岗位，是多少正直、比我有才华的人而没能得到的机遇，然而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成了功名金钱的牺牲品……
反腐败是一场斗争，我们应该充分吸纳一些有价值的“反腐建言”，使之成为反腐败的有力武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搞“身份歧视”，腐败分子的“建议”也同样可以进入我们的“反腐教科书”。因此，我觉得，如何从腐败分子那些似乎是“前人之述备矣”的“建言”中挖掘出更大的“反腐价值”，恐怕远远要比我们去对腐败分子的“建议”进行“鞭尸”有价值得多。
不管李真的“反腐建议”是希望为自己获得一个“宽容机会”，还是所谓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由衷之言，我觉得这背后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身份价值”。那就是李真作为“秘书弄权”的“腐败特例”，其言论价值与普通人相比所带有的现实性和警示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高速转轨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然而，原有体制的积弊仍然未能荡涤清楚。正是这种僵化的旧的体制上的漏洞，才能让腐败分子拥有腐败的“通行证”。而李真正是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的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他在“反腐建议”中认为，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形成“腐败壁垒”。他的论断就是告诉我们，像他这样的腐败者之所以能绕过监督部门的关口，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腐败“通路”，就是我们社会存在着的一个“腐败环境”，这实际上触及的就是那些僵化的旧的体制的漏洞。
这种由自身“腐败经历”归纳而出的论断，其价值的真实性和紧迫性显然要高远远超越“专家学者”的“场外观察”。更重要的是，这种来自于腐败分子的“心灵之声”容易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明白“腐败”本身的复杂性。这背后不仅有体制问题，还有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心理素质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又是因人而异的。
李真的“反腐建议”实际上也是在裸露一个腐败分子在“出事”前后的心理特征。这对我们反腐败同样有着借鉴意义。我们的许多官员，他们在“修养和德行”方面，与“腐败分子”相比，往往也就是“一念之间”的差别。许多腐败者在“出事”的之前，心理特征较脆弱、微妙。因此，我们如何去关注官员们的精神活动和心理世界，这同样是反腐倡廉的内容之一。
过去我们反腐败的力度虽然不断加强，然而腐败份子仍像割春天韭菜那样，割一批，长一批，一茬又一茬。而李真提出"宽严并举"的方法，即根据腐败官员的犯罪性质、悔罪态度、立功表现等，有宽、严不同的处理政策。李真的是要自己的经历在说明，反腐败工作解决的是官场深层次的矛盾关系，是要打破结党营私壁垒，这绝不仅仅是杀几个腐败者的问题，这背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疏导的问题。我想，反腐败不仅要重视打击，更要重于预防，这种“宽严并举”的现实意义是无需置疑的。
在反腐败这场斗争中，我们重要的着眼点就在于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风险性，使腐败分子减少腐败的收益空间。而我们反腐败工作同样要讲求“反腐成本”问题，而把贪官的“忏悔录”当成是干部的“廉政教材”，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对李真提供的“反腐建议”非但不能搞“身份歧视”，更应该重视这些建议的“身份价值”。
（理化所 胡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