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人类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150多年以来，形形色色的理论，或迟或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唯有马克思主义却永葆青春，指导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断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150多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不断从事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这就使实践具有了无限发展的特质。与此相应，作为能动反映客观实际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世界观，与先前一切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产生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并以指导实践作为最终归宿。可以说，实践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永葆青春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它通过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其创始人从不拘泥于已有结论，而是根据所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和创新，使之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恩格斯公开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在俄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他并没有被理论的框框所束缚，而是从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深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在中国，从形成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的毛泽东思想，到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邓小平理论，再到着眼于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依据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立足于活生生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生动地表现在它主动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上。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实践的能动作用，主张以实践来检验理论，并且把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页）毛泽东也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无不印证着这样一条真理：什么时候坚持了实践标准，什么时候就能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任何背离实践标准的行为，都会导致革命事业的挫折和失败。
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思想体系；它从不满足现状，主张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我们始终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同时，我们也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论“三个代表”》第50页）
正确回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
人类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敏锐地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必定要与时俱进，而不能正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则必然被淘汰。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青春，还在于它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时代课题。而不断地正确回答时代课题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展示了它善于准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科学本色。19世纪四五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欧展示着其辉煌的经济成就，但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初步确立起来的统治地位也开始在政治上走向反动。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疯狂扩张，其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充分暴露。时代提出的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课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此时，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也先后出现，然而它们对时代课题不准确的把握，使之难逃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同样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课题。恩格斯晚年已经意识到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他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垄断时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不同道路和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希望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能够相互补充。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时代迫切要求对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方式作出回答和指明方向。此时，伯恩施坦对时代课题作出了错误的回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任务，沦为修正主义者。而列宁却牢牢地把握住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大胆地扬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具体论断。
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住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机遇，创立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出现，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时代演进中不断创新的品质，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活时代有着显著差异的新的革命形势，要求人们对与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主义革命相交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作出回答。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他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革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他勇敢地突破了苏俄中心城市暴动的革命形式，发动工农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如果毛泽东教条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仍然坚持走中心城市暴动的道路，中国革命就仍将在黑暗中摸索，甚至遭受更大的失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迎来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逐渐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敢地抓住历史机遇，在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挫折中，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绝对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他带领全国人民大胆地纠正了“左”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世界形势继续出现重大的变化，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新格局开始出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时代特点，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再次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课题的回答，是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为依托的。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类型的国家，或类型相同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的差异，其实践的内容和方式、时代课题的表现程度和形式也各有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针对各国各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而提供具体的“满足”手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正是在同各国各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国情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在具体针对各国各时期不同国情，正确地适应于国家和民族的差异加以运用时，才能转变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反复地诠释这一道理。恩格斯就曾多次批评那些侨居在美国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了解美国的国情，不研究美国的工人运动和具体需要，不了解实践和时代提出问题的重点、内容和形式在欧洲国家的体现不同于在美国的体现，“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劝告这些人不要把自己那一套从故土搬到美国的、常常自己还没有弄懂的理论，教条地强加给美国工人，而是应该向美国工人指明理论应用于美国国情的具体途径。列宁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播、理论迅速地转变为实践的历史时期，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应用到各国时，必须“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00页）他经常强调，各国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具体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00多年前恩格斯对一些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告诫，80多年前列宁对俄国革命党人的教诲，在今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来说，无疑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鲜明地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中，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时期又再一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国情正确结合，决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对待普遍性原理和准确把握国情特殊性这两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历史经验表明，人们对这一“结合”本身达到正确的理解，也是以许多错误和失败为代价换来的。例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苏联曾经把自己的理论和模式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性真理，强行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人民推广。而大多数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国家，也都曾程度不同地犯过照抄照搬苏联的错误。邓小平曾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以错误和失败为代价换来的经验弥足珍贵。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领导本国人民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当今中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前人，开拓创新，继续承担着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今天，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党所处的地位和处境、党员的构成和思想意识等，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又一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新的具体理论形态。
(摘自《光明日报》2001年9月2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执笔：姜 辉 沈宗武 于海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