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继承。可以说，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在学术研究中，“平地起高楼”的事是没有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人类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人在开始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时，总要先了解前人已经做过哪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成败得失如何。心中有底，才不致走弯路，不致做“虚功”。所以，有成就的学者，没有不重视目录学的。清人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浮夸风，“创造”、“填补空白”的溢美之词到处飞。其实，有些人的工作只不过是“炒冷饭”，前人早就做过了；有些人的工作虽然有些新的内容，但却不提前人的业绩，好像他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真正有成就的学者从不抹杀先辈的开创之功。王国维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成绩远远超过孙诒让，但他仍然承认孙著《契文举例》的筚路蓝缕之功。学问之道，有如积薪，后来居上，应当感谢先贤，而不应傲视他们。
　　只有继承，而无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陈寅恪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发前人未发之覆”，是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严肃的学者在从事一项研究时，一旦发现同时代人对于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结果时，一般会立即中止自己的研究，不再做重复劳动，而对过去所花费的精力也不觉得可惜。
　　当前有一种只讲数量、不重质量的浮躁学风。有些人动辄就说自己已经发表了几十部著作，几百篇论文，以此自炫。其实，十篇平庸的文章抵不上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一辈子，尚未完成，生前只出了第一卷，但这是不朽之作。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著作持十分严格的态度，他的标准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他要求的是精品，而不是“废品”。
　　总之，继承与创新是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古文字学家杨树达说：“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庸”者只尊旧说，谨守师法而不敢自成一家，如何能使科学发展？“妄”者闭门造车，自命创新，实则杜撰，肯定也无科学价值。只有“先因后创”，才是治学所应遵循的根本途径。

　　 (《人民日报》2002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