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迷信，勇于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中国加入WTO后，这一话题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特别是破除对杰出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迷信，包括对跨国企业名牌产品，如Intel的CPU和微软windows的迷信更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并虚心向权威学习，但是决不能迷信权威，而要有挑战权威的决心和信心。
　　 科学研究中权威也会犯错误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竭力反对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统计解释，他也断言过“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能从原子中获得能量”。核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艾·卢瑟福也曾说过，“谁企图研究从原子转换中获得能量，那他是在干一件荒唐的事”。19世纪末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洛德·开尔文是一位极富革新精神的物理学家，但晚年却宣称“X射线将会被证明是一种欺骗”，“无线电没有前途”。大发明家爱迪生曾强烈反对交流电，要求完全禁止使用。海王星的发现者西蒙·纽科姆曾断言“空中飞行是属于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1956年6月，李政道、杨振宁在《物理评论》杂志上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当时遭到了不少权威的反对：1954年获诺贝尔奖的泡利（W·Pauli）愿押任何数目的钱来赌“宇称一定是守恒的”，他认为吴健雄做此实验是浪费时间，不会有结果；1952年获诺贝尔奖的布洛克（F·Bloch）则说，“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不守恒能得到实验证明，我愿意吃掉我的帽子”。
　　1970年，人们认为基本粒子都可归纳为三种夸克。丁肇中对此表示怀疑，想进行有关的实验，却遭到几乎所有国家大型实验室的反对。1972年至1974年，丁肇中等最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夸克。
　　著名企业家兼技术专家犯错误的例子也不少。发明磁芯存储器并开创文字处理机时代的王安，晚年跟不上开放式潮流而破产；敢于挑战IBM，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小型计算机王国的DEC创始人奥尔森（Olsen），晚年却认为“PC是不该出现的怪胎”；“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Cray）晚年跟不上大规模并行计算的潮流而破产；以太网的发明人Metcalfe曾打赌“互联网在2000年前会出现瘫痪”。
　　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904年诺贝尔奖得主瑞利曾发誓“60岁以后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这大概是因为他年轻时受到权威们的压制而引起的想法。有一句名言也许是有道理的：“当一位杰出的老科学家说什么是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对的；但当他说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错的。”
　　 　外国的名牌产品也并非无懈可击
　　20世纪80年代我在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研制时遇到的最大苦恼是，国内不少人只相信国外的名牌产品，这些产品有发明第四代激光照排机的英国Monotype出版系统，发明第三代CRT照排机的德国Hell公司的Digiset出版系统和对中文出版颇有研究的日本写研出版系统。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面对洋货的冲击，国内很多人对国产系统缺乏信心。其实很多外国名牌产品具有根本的缺陷。Monotype系统对字形的描述方法十分落后，直到80年代末还用黑白段方式。1985年夏我去德国Hell公司参观时，他们正在转向激光照排，正在调试的控制器（称为LS210）与我们已完成设计并已申请专利的控制器相比，体积和元器件数量均大得多，无法与我们竞争，而当时还有人想把Hell的LS210激光照排系统引入中国大报社。80年代中期日本写研系统占领了日本80％的出版市场，海外的华文报业也大多用日本的系统。后来写研、森泽等日本公司没有跟上开放式潮流而市场份额逐渐萎缩，在中文出版市场上也很快被取代。
　　我国加入WTO，外国产品蜂拥而入。寻找和发现国外名牌产品不只是一种乐趣，也是创新的源泉之一。每个领域内出现新技术和新潮流的苗头时，就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超越外国产品的大好机遇。我们要坚信，在很多领域内中国人能够比外国人做得更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有机会进入国外市场。
　　 鼓励年轻人在科学研究中敢于向权威挑战
　　 　一些著名科学家发扬民主、扶持年轻人的事迹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1922年6月格丁根大学邀请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N·玻尔（N·Bohr）去讲学。年仅20岁的格丁根大学研究生海森伯格（W·Heisenberg）在听讲和讨论中居然对玻尔的某些论点提出异议，并激烈地辩论。当时已获诺贝尔奖的玻尔对这位年轻人的挑战十分欢迎，诚恳地邀他在讨论结束的当天下午一起散步，继续讨论。这次长时间散步时的谈话对海森伯格的一生影响很大，后来他成了格丁根学派的代表人物。
　　有人问过玻尔：“你有什么办法，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周围？”玻尔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Von Karman）倡导学术民主。在一次美国航空年会上，钱学森刚讲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提出批评，而钱学森就和那位大教授激烈争辩起来。事后，冯·卡门对钱学森说：“你知道你是在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Von Mises）。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有一次在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和冯·卡门争起来，而钱学森仍坚持己见，结果冯·卡门十分生气，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事后冯·卡门经过思考，认定钱学森是有道理的。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冯·卡门爬了三层楼梯，到钱学森简陋的办公室内，向他的学生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说过：“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是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国家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刚刚去世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倡导并实现了“培养学生超过自己”的目标，被称为“苏步青效应”。希望我国能出现一大批“苏步青效应”。

　　（全国政协副主席、两院院士 王选 摘自《光明日报》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