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中科院召开以“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为主题的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路甬祥主持了会议。会议邀请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研究所领导干部、妇女领导干部、企业负责人等结合工作实践畅谈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和学习全会精神的体会，表达了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支持和信赖，进一步坚定了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决心。
路甬祥院长指出，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反映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完善党内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受到党内外一致好评，树立了好榜样。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的又一重要决议。会议提出的“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总结了我党执政50多年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必将为我国今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把中央提出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主张、理论上的创新和方针政策写入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意志，这是完全必要的。
路甬祥院长强调，中科院在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要与正在进行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结合起来，与国家和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创新工作，用胡锦涛同志讲话精神，用三中全会改革的精神审视我院的改革与发展，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说，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坚持执政为民，在抓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做的工作有目共睹，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三中全会在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方面又做出了表率，中央领导告诫党员领导干部，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坚持不懈的做好事，而且中央领导本身以身作则，对此我们感受深刻。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任务，是出台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是具有里程碑式的纲领性的文件，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科技应走在前面，科技工作者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快要进入第三阶段，如何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使科学院围绕新时期的办院方针做出更重要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我们必须做好当前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凝练科技目标，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不辜负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的关心、支持和期望。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何岩结合中科院实际，谈到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体制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中科院应致力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环境的优化，探索人才管理模式及机制的变革和创新，逐渐营造人才能进能出、无限制、零障碍流动机制。要努力把人才的单位使用权变为社会使用权，突破人才对单位的行政依托关系，打破人才的行业壁垒、地区壁垒，以及国内国外之间的壁垒，实现国际国内两个人才市场，政府和企业人才市场互动，融合人力资源，实现全社会的人才流动和资源合理配制。人才的竞争从本质上讲就是管理模式、机制的竞争，谁的机制好，谁的体制好，谁就更有竞争优势。人才经营管理模式与机制的改革，首先是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力量为内在驱动力，进行人才资源的培养、开发及配置；其次，要依据价值创造来衡量人才的价值，并给予人才以合理的回报；第三，要以价值本位机制替代官本位机制，以人才的能力建设为核心，建立凭能力、凭业绩吃饭的机制；第四，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要从单一的创新走向系统创新，建立配套的竞争机制、流动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十四届三中全会1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为的是逐步建立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制。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在经济体制“比较成熟、比较定型”以后，我国面临着从解放生产力转移到发展生产力时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用先进生产力逐步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战略部署，就是要以推进适合于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为目标。适合于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有一个客观标准，就是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建立先进的科学文明的健康的生活而奋斗。必须建立符合中国人民需求的发展模式，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比如说美国的模式，美国是个浪费资源和耗能过多的国家。他建议，中科院要在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如强能源、交通、通信等。中科院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审视创新工程试点的进展时，要注意避免“三个倾向”，一是避免支持不起基础作用的所谓基础研究，二是没有应用价值的所谓应用研究，三是缺乏市场前景的所谓开发研究。要将有限的科技资源用在刀刃上。
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说，我们可以用“新民本主义”一词来刻画新一代领导班子的领导风格，即时刻牢记以民为本。对中科院来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提法可以用“立院为公，科技为民”来要求。目前，还有一部分科研人员搞科研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本事，没有真正树立科研为公为民的思想。这涉及到科研的动机、目的和对待科研价值的看法，要弄清为谁搞科研。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明确了对国家科研机构的要求，即“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中科院应把定位问题的深入思考作为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起点，研究制定国立科研机构法或者是中科院法，把自身工作做好。关于以人为本问题我曾与柳传志探讨过，联想集团成功的经验是先选人后定战略，再好的战略没找到干事的人就坚决不上。我看到一本书《从优秀到卓越》，世界上几十年来最好的公司最基本的经验，几乎都是先人后事。企业这样做是对的，科研单位可能有些不同，比如对计算所来讲，一定先定事后选人，但成败还是取决于是否有称职的领军人。
理论物理所所长欧阳钟灿院士说，改革开放开始时，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改革开放的思路提升到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和理论高度。三中全会《决定》又把改革开放一些做法深化和制度化，明确提出“四个坚持”和“五个统筹发展”，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从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个地区先富起来，到现在全国奔向小康，从西部大开发到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体现胡锦涛总书记领导的新一届政府清廉、务实、发展、执政为民的鲜明特点。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从试点阶段到全面推进阶段，从新时期办院方针到结合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体现了院党组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新思路。管理评价体制创新也很重要，试点初期提出SCI数量要求是对的，但现阶段结合目标发展更为重要，努力提高知识创新工作的产出率。前阶段理论物理所从院士到一般研究人员都积极投入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讨论，认识到要把理论物理研究与化学、生物、天文等其它学科交叉，做出世界一流的重大创新成果。
过程工程所所长李静海院士说，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协调发展的概念，预示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情况下，国家和民众对科技界的期望更高。知识创新工程实施5年来，各个研究所的实力增加了很多，方向、人才和基础条件都发生了大的改变。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更需要考虑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目前年轻人才的数量是很多了，但是真正能够在国内外学术界很大影响的人才数量还不足，这就需要建立人才流动机制，否则又会面临新一轮的人才问题。二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确实存在一些应用研究对一些关键技术重视不够，难以在国民经济中起作用，而基础研究又没有针对关键技术在开展工作的两张皮现象。三是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所有若干个大项目的带动，对近期发展是很好的，但是并不表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研究所除了关注当前一些重大任务的完成以外，还要关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科研布局，要有足够的精力关注研究所可持续发展。
科技政策局局长曹效业说，三中全会《决定》系统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回答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资本市场就是进一步完善中了市场经济的突出问题，三中全会的英明之处在于为我国发展资本市场方面做了重要的理论突破。可以预见中国资本市场随着它的发育和完善，将会成为国家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潮流。中科院产生的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应考虑更好的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潮流中抓住机遇，充分体现其科技创新的价值，发挥更大作用。三中全会提出了国立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即回答了必须由国家支持的从事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重要公益研究领域创新活动的研究机构应该做什么，明确了中科院的发展定位和方向。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我院作为国立机构的布局和定位问题，必须做的事情如何做好，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如何处理，是不是转移到市场上去做。要进一步加快院所投资企业社会化步伐，这既是为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央对国立科研机构的本质要求。
中科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邓麦村说，《决定》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对我院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工作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作为代表中科院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应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大力推进27家持股企业产权制度深化改革，落实科技和经营管理骨干个人股份，积极引入包括民营资本在内其它社会资本，加快实现高技术企业的股权社会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排除一切不利于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因素，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体制基础。要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途径，大胆尝试新的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建立健全规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和创新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相互支持、有效监督、科学决策、确保增值”的公有财产监管体系，帮助企业凝练核心竞争力，提升价值，确保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和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建立产业组合、金融运作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等三个平台，整合现有资源，引入社会资源，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
物理所所长王恩哥说，通过国内外的一些时事评论，感觉到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非常务实，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对未来更在信心。我们年轻科学家赶在这样的大好时期确实很幸运。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估计，在未来15年或者20年内，中国的发展势头会保持下去，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口这么多，消费这么大，GDP保持在7%到8%的速度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了20年，中国还有没有这种持续发展的动力，现在不好说。教育部门和科学院研究部门应积极储备在下个发展阶段上能够发挥力量的人才，现在从科学院层次上来讲，应该着手考虑培养比高校更高档次的人才，以备在20年以后的新的台阶上发展。目前，日本正在做大学机构改革和学科重组，日本人总是有强烈的危机感，这并不完全是因为日本资源缺乏，而是日本人思考的是不但要生存，而且要生存的更好，甚至要领导这个世界。最近美国出了一本名为《学术的责任》的书，这是原斯坦福大学校长写的。书中谈到学术自由几乎是永恒的话题，但是学术界很少谈学术的责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阎保平说，三中全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问题做了更加深刻的阐述，澄清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对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深远意义。“十五”期间我院全面部署了信息化的建设工作，力图通过信息化整合全院的信息资源，提升科研和管理的水平，这一举措不仅在院内已初见成效，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多次在参加国际会议时，碰到一些国家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都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科学院是如何瞄准“e-Science”的目标开展信息化建设的。最近在有关下一代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合作过程中，日本、韩国等都表示要与我院实现直接联网，在网络环境下开展协同科研工作。日本方面提出了23项科学研究和应用项目希望与中国科技界合作，其中有三分之二的项目是针对中科院的，我们深深地感到中科院在国际国内科技领域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汪继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到经济体制改革，使出版界和新闻媒体界很受鼓舞。科学出版社党委中心组认为，出版业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时，应强化几个方面的意识。一是大局意识。要提升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相应的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这样一个高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服务；二是责任意识。文化产业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负有文化传播转移的任务，出版工作责任重大；三是创新意识。关键是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体制创新。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作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有可能争取两到三年的超前发展时机，这也是推动科学院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同时，科学出版集团在转制试点过程中应一步推动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力度。十六届三中全会不但把文化产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明确了文化产业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这将积极促进国家经营型文化产业发展。
科学时报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罗荣兴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经过25年的改革，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了模式化建设的新时期。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大多数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近几年，在我国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三个“二元结构”，即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沿海与内地的二元结构，城市里先富阶层与尚未小康阶层的二元结构。我们今天制定一切政策、规划，都要面对国情，体察民情，真正实践“三个代表”。新闻界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尤其要强调大局意识和宣传纪律。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性和人民性永远要超过商品性。改革开放25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经济上放开的时期，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要始终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科学时报社一方面要遵照中央的部署，加紧面向市场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自觉地担当起科技界主流媒体舆论导向的责任。
（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