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全局，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探路

　　今年2月9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现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项重点是“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
　　这22个字的短短一句话，将中科院副秘书长曹效业等人的思绪带到了8年前。
　　1998年前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总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所处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
　　反观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学科目标老化，科研力量布局还停留在三四十年前形成的格局，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的科技队伍彼此隔绝，选题低水平重复，科技与经济的互动缺少章法、机制尚不健全。
　　经过长时间调查研究和战略思考，1997年底，中科院向中央递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
　　这实际上是一份站在国家高度重构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书。中科院吸收国际上创新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报告中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下。为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建议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作为科技发展的“国家队”，中科院主动请缨，“承担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任务。”
　　1998年6月9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科院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为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而进行的探索由此展开。

高举龙头，引领科技发展的潮流

　　中科院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经历过许多上上下下、分分合合。上世纪50年代，它是“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而“文革”期间，它也曾被要求“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中小学”。从80年代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对中科院的战略定位提出了更为现实而急迫的叩问：怎样兼顾科学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怎样理顺国立、部属、地方科研机构和高校、企业等创新子系统间的关系？是坚守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还是上下游“通吃”，直接冲到创造经济效益的最前线？
　　1980年，中科院研究员陈春先在北京中关村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点燃了科技人员“下海”的火种。中科院控股的联想集团等科技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达到数百亿元，为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综观全局、放眼未来，中科院赋予自身更艰巨的责任和使命：“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
　　基于这一认识，中科院把创新的重点放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方面，坚持“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头作用”。7年过去，在世界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排行榜上，中科院的材料科学、化学、综合交叉学科跻身前6名，地球科学和物理学研究等领域也位居前列。在载人航天飞行、青藏铁路建设、新能源探索、非典与禽流感防治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更是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战绩。
　　做国家重大科研计划的“龙头”，做产业关键技术的“源头”，做学术发展方向的“领头雁”，李国杰院士对计算技术研究所发展思路的描述，在中科院各研究所中颇有代表性。

握指成拳，实现创新能力的跨越

　　与自身的战略定位相适应，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以来，中科院在院、所两个层面不断凝炼和提升科技创新目标，进行了建院以来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科技布局调整。
　　全院成立了由200余位中青年科学家、战略专家和管理专家参加的9个战略研究小组，先后召开上千人次参加的各类研讨会，形成了《优先发展领域方向和重大项目战略研究》报告。
　　在这个大思路下，中科院引导各研究所整合资源，调整学科。全院原有119个研究机构，科研目标落后于时代，科研力量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经过几年调整，研究机构变成89个，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国家天文台等一批综合性大型科技创新基地应运而生。随着学科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创新资源向优秀、精干的科研队伍聚集，大大增加了科技投入的“压强”。
　　合拢五指重拳出击，在国际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虎虎生风。
　　发现X1835粒子，首次实现单个分子内部化学反应、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精确图、水稻基因组测序与功能研究、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研究、多粒子纠缠态的操纵与鉴别研究、纳米材料的制备与结构物性研究、寒武纪大爆发与地层学研究等数十项重大基础研究成果，都凝结着中科院科学家的智慧和汗水。
　　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龙芯CPU芯片、曙光、深腾系列超级服务器、“煤变油”技术、400兆瓦蒸发冷却水轮机发电技术、超短超强激光系统、铬化工清洁工艺与集成技术等等，都是战略高技术领域的杰作。
　　7年过去，全院的科技布局初步实现了“五大转变”：由单纯以学科为主进行科技布局，向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态势聚焦创新目标，并优选创新领域转变；由跟踪为主，向原始创新为主转变；由分散研究模式为主，向加强跨学科跨所力量的组织与凝聚转变；由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与系统集成为主转变；由自我循环为主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社会化和规模产业化转变。
　　目前，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已进入第三期的优化完善阶段，工作重点进一步向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进。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科院真正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争取到2020年，全院研究机构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同类研究机构前列。”

 

    当好排头兵（短评）

　　知识创新工程刚起步时，中国科学院面临着两种强烈的“落差”。
　　相对于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相对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科院落后了。原有的科研组织形式，一方面让科技资源分散重复，不少科研人员守着几十年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勉力维持，逐渐远离世界科技发展的主流，创新能力面临萎缩退化；另一方面，研究机构的深墙大院将社会需求与学术目标相互隔绝，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急切呼唤，科技人员时常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
　　而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相比，与科技界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解相比，中科院又是超前的。在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知识经济、什么是原始创新。对中科院为探索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甚至一些科技界同行都不理解。
　　落后就急起直追。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着眼国际科学前沿，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中寻找自身定位，明确创新目标，调整科技布局，凝聚创新力量。正确的战略选择不仅推动了整个团队前进方向的调整，也让参与者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超前”是为了“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也是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的过程。知识创新工程将“超前”的意识转化为一项项改革的措施和合理有效的制度，尽管经历了“高职低聘”的阵痛、转岗分流的苦楚、院所转制的艰难、结构调整的磨合，但所有亲历者都看到了改革的成果，看到了创新动力的增强，看到了科技生产力的极大释放。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推进，这些“超前”的改革经验在整个创新体系中不断扩散和激荡，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带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这是作为科技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的重要使命之一。我们欣喜地看到，中科院7年来推进知识创新工程的实践，正是扮演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探索者和排头兵角色。
    （摘自2006年03月27日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　杨健　武卫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