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廷云院士是我国首批“973”计划的9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也是唯一的女性首席科学家。她作为我国光合膜结构与功能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者，在国内外光合作用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看上去柔弱的她，先后主持国家、中科院和有关部委的重点和重大研究项目，获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
但这样一位贡献突出的科学家，没有丝毫“人上人”的姿态。6月的一天，她答应可以挤出时间聊一聊。为了让记者少跑一段路程，她甚至中午特地从北京香山植物园的办公室赶到中关村，在家里接受采访。
走进匡廷云的家，一种温馨祥和迎面扑来，两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已摆放在客厅的餐桌上。或许是一生与植物的不了情缘，客厅也“种”满了各种植物。置身其中，就像置身于大自然。记者一边欣赏，一边与她聊了起来。
没有料到的是，她居然是个饮食起居极无规律的人，虽然年岁已高，却依然通宵达旦。她主持国家“973”跨物理、化学、生命、农学等多个领域、涉及17个部门的研究项目，不论在当年争取项目时，还是研究过程中，抑或课题验收时，她经常彻夜无眠。
她说：“如果这样大跨度的项目，因我没把握好或没准备好，答辩时出现失误，就说服不了评审委员会，就无法争取经费，研究工作无法展开。在研究过程中，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无法继续研究，拿了国家那么多钱怎么交待？在项目结题时，若不能真实汇报大家辛苦取得的研究成果，就可能把年轻人的前途毁了。如何对得起他们？所以每一次争取项目或汇报研究进展时，我都特别紧张，睡不着觉。我们要开展的光合作用研究是关于地球上最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研究，需要把二氧化碳与水合成为有机物、并放出氧气的过程弄清楚。这里不仅需要探讨科学问题，还有管理和组织的协调。国家采取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我怎么敢有丝毫懈怠？”
“对于您所在领域的科学研究，您有什么看法？”
“现代重大科学的发现愈来愈多地依靠学科间的互相渗透和协同攻关，如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晶体学、结构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结合的结晶。生命科学的发展，也向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技术科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科研工作者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工作，不同学科的科研工作者应该大胆尝试与别的学科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多为大家提供交流的平台。如中国科学院在水稻基因测序的基础上应组织多学科交叉，开展水稻功能基因组、蛋白组学的研究，这些交叉有望使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取得领先地位，并为农业做出重大贡献。”
“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您认为目前存在什么问题？”
“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保护我国的物种资源。因为一个基因或者一个物种有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个优良的生态群落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环境。如野生稻雄性败育基因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我认为国家对生命科学的总体投入水平偏低。有资料显示，2002年美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研究）的投入占全国所有科研投入的57％；德国马普学会生命科学研究的投入占其总投入的38％；而我国的科技投入中，生命科学（包括医学研究）经费所占比例并不高，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生命科学投入是其总经费的35.5％，科技部‘863’计划有26％用于生命科学技术，而中国科学院只有20％的经费用于生命科学。因此国家对生命科学的投入还应该进一步增加”。
“从您的成果来看，可以说现在您已经功成名就，在您的研究生涯中，遇到过困难或烦恼吗？”
“太多了。不知该从何说起。”
“最困难、最烦恼的一段经历是什么？”
“回国后，来到了中科院植物所。这几十年中，最烦恼的是政策不断地变化。当做理论刚看到有些突破的苗头时，被批判脱离实际。便立即着手与实际联系，可刚与实践联系上建立起一套方法，又要求开展理论研究。大幅度的政策摇摆，让人真的很痛苦。好在这几年比较稳定了。如果我们这样的人成功了，那种艰辛绝不是常人能想象的。”
“您早已是院士了，获得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吗？”
“有的。有件事想起来心里就会难过。我丈夫，也是院士，叫张生，前年患脑瘤去世了。他是我莫斯科大学的同学。我们俩一直各忙各的事，这些年谁也照顾不了谁。他病了吃什么药我都不知道，这么快去世太意外了。如果说我成功了，要感谢他。他在家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如果换个人可能就不一样了。”
“您知道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吧。以前我在研究室做党支部书记，也做过三届副所长，看见研究室或所里的人生病，我就自己拿钱买水果，可能有人说我不重利重名。如果我工作出色，也许就会有人说我重名重利了。这些事想太多就没法活了。我这几年有一大堆头衔，什么‘巾帼建功优秀党员’、‘先进科普工作者’等等。这些都是虚的，只是业余而已。有时哭笑不得。我不是圣人，做研究，也有些社会活动，有些事不能推脱，尽力而为罢了。年轻时看过一位科学家的自传，其中有句话，我一直铭记着，‘科学要求一个人献出毕生的精力’。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就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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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科学时报合办）
(科学时报记者 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