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院士认为自己是个特别简单的人，不论做人还是做学问，没有丰富的阅历，更没有伟大的业绩，也没有惊人的话题。
    采访中，谈到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的一些议论，她说，她所认识的院士与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她自己而言，今年才换了稍大的房子，之前她虽然是研究员、博导和院士，却一直住着国家规定的助理研究员标准的房子。生活更是平常，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如果不出差，每天早晨８点多到实验室，晚上１０点以后离开实验室，不过现在年龄大了，不再加班到太晚。出行方式也简单，若到中关村、清华、北大，前几年还一直骑自行车，这几年汽车横行，自行车道似乎越来越窄了，才改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人们常说做科学研究、做学问，时间太长，没完没了，没有了“生活”。对许多院士来说，除了对国家、对学生有一种责任感，必须非常努力敬业外，这种没有“生活”的生活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似乎很难再改变的生活和学习的习惯。她说她相信大多数的院士、研究员和教授都是这样的。
    诚然，在院士人群中，违规行为的确存在，但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院士还是在十分辛勤地工作着。
    王志珍说，她特别敬仰老一辈的院士们。他们严于律己，不懂得今天人们热衷的所谓“享受生活”，一辈子兢兢业业做研究，教学生。他们热衷于科学，做人高风亮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是她这一代人所远远不及的。彭桓武先生９０岁了，经常出现在各种学术报告会上；王绶琯先生８０多岁了，星期天还亲自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张树政先生翻译的书刚出版她又开始写另一本书了；邹承鲁先生一直保持每天８小时上班；郑儒永先生的办公桌是一张用了几十年的三屉桌；９０岁的裘法祖先生和他的太太至今住在一个小小的单元里，谢绝了大学的好意，说“够了”……
    关于研究，王志珍形容她的实验室就像一个小作坊，平均每年招收１～２个学生，她带学生就像师傅带徒弟。实验室的工作，包括打扫卫生，都是她自己和学生一起完成。她说，她要给学生做出榜样，如果一个人连实验台都收拾不利落，怎么做得出好的实验﹖不勤奋的人，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现在有一些导师带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学生，对此她很迷惑。那些带几十个学生的博导能认识他的学生吗？叫出学生的名字就很不错了。能真正指导学生做科学研究吗？能给学生指导性的中肯的意见吗？他们其实就是郝柏林先生说的那种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导”。
    她又加了一句，“挂名可有剽窃之嫌啊。”
    她说，“无怪乎丘成桐先生发现近年来中国学生的质量不能与１０年２０年以前相比了。”当然，在那个时候，雇“保姆”的“博导”阶层尚未在中国形成。
    说到她自己的研究，她的体会是不要迷信权威，要踏踏实实去做。当年他们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仅是酶而且还是分子伴侣”的假说，而同年，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家明确指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是分子伴侣”。这时，他们没有只相信权威，没有只相信文献，他们怀揣自信，坚持了下来，拼搏了一番。几年以后，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证明他们的假说，得到了较好的引用，应邀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作了报告，为几个国际杂志写了综述，于是他们的假说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同。
    她，就这样充实地工作和简单地生活。

（本栏目与《科学时报》社合办）
(科学时报记者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