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一个早晨，朱日祥院士在班车上接到记者电话，并同意当即接受采访。
“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如果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其他甭谈了。”朱日祥院士接受采访时不断地不由自主地强调他的这一观点。
记者：有一个老话题，但还是想知道你的看法。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中国做研究与在发达国家做研究，你感觉有什么差异？
朱日祥：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我感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研究思维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西方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注重于理论、实验以及仪器研制“三位一体”的研究方式；如果科学家对自己研究的问题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这种新的想法是商品化仪器无法验证的，那么他就会去设计或研制能验证自己想法的新仪器。在中国，理论、实验和仪器研制往往是分割开来的。我们的科学家申请到仪器设备费或取得科研经费后，经常是简单地购置已经商品化的仪器设备，很少根据自己的研究需求设计和研制仪器。至少，地学领域是这种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使用的科研“工具”是别人研究思路的产物。那么，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并设计了“工具”的西方人还给我们留下多少“未开垦的处女地”？可想而知，我们成功的几率因此不知小了多少，原创性的成果势必比西方人少得多。据我所知，到目前，中国地学界几乎没有一套先进实验设备或仪器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其他领域是否有我不清楚。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在政府方面，如果有某位科学家想按照理论、实验以及仪器研制“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向政府申请项目，并表示设计和研制某些实验仪器或设备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那么，他获得资助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中国的“９７３”或“８６３”计划，往往很少有这样的项目。这是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责任。
记者：从思维方式和科研的软环境方面中国都不及西方国家，你为何还回国从事科研？
朱日祥：思维方式是西方几百年科学文化沉淀而形成的，运行机制是科技管理者思考的问题。在中国，虽然科学文化沉淀和科研机制与西方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可以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西方的科研环境虽好，但主要是提供给西方人的，给我们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回来了。
记者：回国后你认为自己到目前最成功的是什么？
朱日祥：建立了我的实验室，而且这是目前国内古地磁学领域最先进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这个实验室完全对全世界开放，每年至少有１／３的时间是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在这里工作。我以此为自豪，这比我发表ＳＣＩ文章更让我高兴，因为它推动着学科的发展。
记者：这些年我一直采访科研人员，有时产生一种感觉，不知对不对，国内同行科学家真正的交 流似乎并不多，好像总是有所保留？可没有交流又如何发展？
朱日祥：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不知为什么。前几天，有几位西方地学界的科学家在北大开会，我也参加了。他们分别从事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研究，他们是从不同角度考虑同一个科学问题。这是典型的学科交叉研究思路，但中国的学科交叉研究有不少停留在形式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交叉。经常是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你写一段自己领域的研究意义，他写一段他研究领域的内容，于是凑在一起号称“学科交叉”联合申请项目。若获得科研经费，也是各做各的，没有多少实质性关联。
记者：科研人员的这种做法，很让人失望，而政府科技管理人员未必能发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朱日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留给权威人士来回答吧。
(科学时报记者 王静)
（本栏目与《科学时报社》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