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院提出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自此，中国科学院这支“队伍”尤其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任务落在他们肩上。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现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已经实施六年，我们选取六年来始终身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一线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作为采访对象，展示他们推动中国科技跃迁的动人风采。
如果没弄错的话，卢柯曾是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研究员，当年27岁。现在，他又成为最年轻的院士，还不到40岁。这样一位年轻的“老科学家”是否有些特别之处？带着好奇，在今年的院士大会期间，记者在北京京西宾馆采访了他。
不等开口提问，卢柯先说了自己对媒体的感觉。他说，据说有科学证据表明，如果一个人从婴幼儿时期开始，人们不断夸奖他“你很漂亮”，那么这孩子会越长越漂亮；若说他很丑，他真的会越长越丑。但媒体对成年人产生的作用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没准哪一天一脚没站稳，就会大摔一跤。所以，我尽可能逃避媒体。
我庆幸也很感谢他没有断然拒绝我的访问，于是非常直接地提问。
记者：问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已经问过的问题，你既做研究，又当所长，如何两不耽误？
卢柯：如果说有人能两不误，我不信。我做不到，肯定其中有没做好的事情。从做所长开始，我只能晚上或周末去实验室加班加点。白天不能不处理一些烦杂的所务，大概有６０％以上的时间用于管理。身体已经严重透支。
记者：你有没有设计过自己的人生？
卢柯：不好说，但似乎一直都有幻想。记得大学毕业时，看到《金属学报》，就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有文章发表在上面该有多好。后来读研究生时，发表了论文，看到国际上一些专业刊物的论文，又幻想应该自己也有文章发表在国际刊物上。再后来，又感觉发表的论文应该有很多人关注……总之一直有幻想今天依然有。
记者：科研过程中，你感觉什么对你影响最深？
卢柯：在德国马普金属所时，德国科学家的扎实仔细一直在大脑中盘旋。尽管这些年我很努力，但与他们比还有距离。例如，做一条曲线，取10个点连接起来了。德国科学家会问，你重复了几次？会有多大误差？我可能重复一次，仍做不到那种程度。做事，尤其科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如果试图侥幸解决问题，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从头再来。
记者：你认为在中国做科研与在国外有什么区别？
卢柯：区别很大，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例如，在德国我问一位实验室的实验员，“你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他会说，“很满意。”“你的工资与研究人员比那么低，你不感到心理不平衡吗？”“可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所有研究人员做实验都会找我，我对别人有用。”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会很认真负责。但在中国，技术人员可能想，我在实验室是最底层的人。这种心理的差距和不平衡，很难让他们认真负责。
另外，差距存在于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科学家要争取项目，要向官员写很厚的可行性报告，目的在于说明两个字“我行”。官员看完，说两个字“不行”，还需要答辩。科学家与官员之间缺乏信任，因为官员曾经受骗。与此同时，科学家用一个内容到处申请经费，因为科学家也不信任官员。更有甚者，科学家不信任科学家。评选院士也要答辩，因为白纸黑字的申报材料不一定是真实的。
科学必须诚实，科学也需要诚信。这些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发展科学不是仅有高楼和先进的设施就行了，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在影响，而社会文化的差异不是一两代人可以改变的，需要若干代人才能转变。中国科学的路仍很艰难。
记者：尽管这样，你在中国做科学还是很成功的，到目前为止有何遗憾的事情吗？
卢柯：大大小小的遗憾不少。
在外，我其实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但我的个性并没有能够表现，挺遗憾的。许多中国人回国后，没有了个性，真的很遗憾。
在家，我想作个孝子。父母与我一起生活，这些年一直想陪他们转转，但十几年了都没能做到，每次都好像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也挺遗憾的。
（科学时报记者 王静）
（本栏目与《科学时报社》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