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感觉，叫做温暖！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党委书记  陈浩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曾经温暖过你，这种温暖的感觉使你永远难忘。我曾经体验过这种感觉，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的领导和同志们带给我的，至今它还让我感到浓浓的暖意。 

　　那是2003年初，院党组安排我到一个新建的研究所主持党委工作。这个所前身是一家由若干海归领导的民营企业，主要进行基因测序方面的工作，因为完成了几件在中国开创性的工作而名声大噪。风云际会，它在那一年前后成为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由于文化冲突和领导者个性使然，我在这里的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首先，在领导班子全部四个成员中，只有我一个是党员。在所党委的五个委员中，只有我一个是班子成员。协调所班子与党委的关系，是我首先面对的难题。 

　　其次，因为这个所前身是民营企业，它自有的文化氛围，用它的一位主要领导的话说，就是既要青史留名，又要腰缠万贯。这和中科院历来讲无私奉献，讲艰苦奋斗是不一样的。另外，民营企业那种领导人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与中科院提倡并坚持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方式，也抵牾很深。 

　　第三，当时所领导中，除我一人外，其余均在与研究所关联的私人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在与研究所发生相关的资产和业务联系时，经常发生是维护研究所利益还是照顾企业利益方面的冲突。 

　　第四，之前，我从没有主持党委工作的经历。专职从事党务工作，无论理论准备，还是经验积累，对我来讲，都十分欠缺。 

　　当时，该研究所地处顺义空港开发区，地理上远离中科院研究主体，但让人觉得与院研究主体离得更远的是文化上、组织上和心理上的距离。所以，有朋友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现在的角色就像是京剧《杜鹃山》里的党代表。 

　　正是在这种困难环境下，我得到先是京区党委、后来是北京分院领导和同志们的巨大关怀和帮助，除了帮助我尽快熟悉党委业务，还帮助我做其他所领导的工作，力图使所里的工作尽快适应中科院的要求。这使得我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真切地感觉到来自组织的温暖和爱护，使我首先在精神上感觉有了依靠。在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情。 

　　记得在2003年初，SARS病毒在北京猖獗。该研究所在全国率先完成病毒测序并在此基础上制成病毒检验试剂盒。胡锦涛总书记在路甬祥院长陪同下，视察了该所，为全国人民抗击SARS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在病毒测序和试剂盒研制过程中，该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及其模范事迹。文洁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为了检测病毒，需要到现场取样，之后，需要到P3实验室完成病毒提取。文洁同志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多次奋战在取样和提取病毒的第一线，一干就是几十个小时不休息。当我了解到她的事迹后，立即向当时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项国英同志汇报。听完汇报后，项书记当即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文洁同志的事迹进行宣传，文洁同志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经中科院推荐，文洁同志获当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此之后，项书记又协调力量，帮助文洁同志解决了孩子上中学的难题。由于项书记及京区党委的宝贵支持，我在该所的工作初步打开局面。 

　　第二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年底，印度洋发生海啸，波及到东南亚多个国家，有大量人员在海啸中遇难，其中许多是外国游客，由于在海水中浸泡时间太长，遇难者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体表特征加以识别。为了给逝者及其亲属必需的尊重，通过基因测序识别遇难者身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难题。该所邓亚军同志受研究所和中科院的派遣，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医疗专家队伍赴泰国做遗体识别的取样工作。邓亚军同志在泰国，与其他中外专家一道，冒着酷暑，忍着难闻的尸臭，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顺利完成取样任务，而且将主要的测序工作领受回中国。她的杰出表现，受到联合国官员的称赞。邓亚军同志回国后，本来我打算让她将在泰国工作的经历整理出来，现身说法，给所里的党员上一次党课，让大家领略一名女共产党员在灾害和困难面前的风采。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分院的王敬泽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提出她的事迹很感人，应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宣讲，让更多的同志受教育。征得邓亚军同意后，北京分院专门派人到所里，与所里同志一道，共同帮助邓亚军准备讲稿和演讲现场用的PPT。随后，安排邓亚军同志在院机关712会议室为机关全体同志演讲。 

　　演讲获得圆满成功！路院长和方新书记等院领导亲临现场，在听完演讲后，当场接见了邓亚军同志。经院党组批准，院团委推荐邓亚军同志作为当年团中央、全国青联组织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邓亚军不负众望，顺利当选。我理解，这样的荣誉固然离不开获誉者本人的杰出贡献，但同样离不开党组织的关心和重视。中科院党组和北京分院领导高度重视研究所涌现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创造条件宣传他们，向社会传递正能量，有力地促进了研究所的党建工作。 

　　之后，邓亚军同志被中科院推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当时，她已怀有身孕，而且是双胞胎。事后，大家和她开玩笑，说她是以“三个代表”的身份参加十七大。 

　　最后要说的是2006底至2007年初发生的事。当时有两位所领导同时在私企兼职，而该私企在人员、设备、资金和业务上和研究所大量重叠。这个现象自研究所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它严重影响了研究所的发展。虽然院领导多次指示要彻底解决研究所与企业混杂的问题，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解决不了。要不要坚决执行院领导指示，导致我与两位所主要领导产生深刻矛盾。这次，为彻底解决这种公私不分的混乱局面，院领导要求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在研究所担任领导；或者从研究所辞职。这两位领导最后选择从研究所辞职。 

　　在研究所与企业剥离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研究所利益与企业利益冲突的事，使我们的矛盾公开化、白热化。我记得当时正处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评议阶段，有极少数几位在企业和研究所双跨的同志在评议中对我的德、能、勤、绩、廉，以及总体评价全打低分。我要求所党办的同志如实上报，因为这是研究所的真实情况，我相信分院领导能够明辨是非。 

　　针对所里当时的混乱局面，当时负责联系该所党建工作的组织员马丽芳同志一方面在所里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一方面实事求是地向分院领导汇报她所了解到的情况。也许正是因为马老师的工作，在此事发生后不久，北京分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何岩同志见到我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不要泄气，该干什么还要继续干。噫，临大是大非，谤议纷争不已，然端的领导信任如是，夫复何求！ 

　　以上三件事，是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所得到北京分院领导支持和帮助的很小一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足以使我真切体会来自组织的关怀和信任的可贵。 

　　我是幸运的，因为能够与北京分院相伴而行。且行且珍惜！